然而，心里最没有底的还是像精益电气董事长陈冬青这样被担保贷款链条困住的人。

精益集团曾是温州的十大电气企业之一，中国民营企业500强。2011年以来，精益的3家互保企业相继跑路或倒闭，它先是为互保企业代偿了3200万贷款，然后又被两家银行以各种理由推脱了原本承诺的1990万元贷款。

精益电气还面临一种更可怕的情况——“比如说我们现在贷款是1.7亿，明年就是2亿，后年就2.5亿。这里面一个是利息，还有就是互保的那些企业，如果慢慢都出问题，那就越来越大了。”每一家担保企业的背后都有层层的担保圈。他甚至呼吁政府要尽快拿出一个有力度的方案，把互保链上的资可抵债的企业和资不抵债的企业分开，让资可抵债的这些企业先走出来。“如果现在能分开，我背1.7亿的债就是1.7亿，债务是确定的，那就还有希望。”

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互保式担保贷款在江浙一带大行其道，企业在放大杠杆的同时，也将好企业和坏企业捆在了一起。复杂的互保链呈环状结构，第一圈5个企业，第二圈10个，一圈一圈下来会有几十家企业绑在一起，而其中的任何一个企业出问题，最终会让所有的企业受到牵连。据说乐清的15个互保链浮不是独立的而是连在一起的。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温州市政府在处理担保链的问题上没有思路，行动不坚决。8月5日，在政府相关部门牵头开的协调会上，陈冬青和某银行行长发生了激烈争执，但和往常一样，没有任何结果。两年中，这样的协调会已经开了无数次。

“这么多精力浪费这上面，太不理智了。”陈冬青说，很多企业家在一起聊天都觉得没有什么希望。担保链重灾区乐清，就像一锅温度越来越高的水，里面挤满了青蛙。也有不少人趁着混乱转移资产，把抽空的企业和累累负债转嫁给互保企业。回想起为互保企业代偿的3200万，陈冬青有悔意，“所谓的诚信就是犯傻，所谓的有担当就是要屈死。”

如果没有代偿，银行也许不会对精益抽贷。但银行也有抽贷的理由，替互保企业代偿之后，精益电气的资产状况进一步恶化了。一些银行甚至劝精益的互保企业退出对它的担保，这样精益如果就此倒下，银行的风险可控制在最小范围。“这是我感到最痛苦的地方，为什么讲诚信的人要更惨？”为了给企业腾挪资金，公司向股东一共借了1600多万，包括陈冬青自己的700多万。除此之外，精益还借了民间资金，这两年的利息高达上千万。他很不甘心的是，精益没有搞房地产投机也落得这样的下场。

陈冬青一心想把企业从互保泥潭中拔出来，但也有不少人希望企业赶紧破产。

破产在温州曾是个很忌讳的词，尽管2012年以来它是很多人的希望所在。乐清一位阮姓企业家的公司负债2亿，为别人担保了3亿。“欠1000万肯定是要还的，3000万要看看左右互保的企业，要是上亿肯定就不还了。”这种说法在乐清很流行。他希望尽快破产，因为5亿怎么也还不起，破产之后还能重新开始。但他也有顾虑，在温州已破产的公司案例中，有不少人被判刑，因为企业的债务中常常有十分复杂的民间借贷关系，债权人超过25人通常会按非法集资处理。今年3、4月份曾经有100多家企业去抢破产的名额，当时正好有几个人被判了刑，于是许多人又开始找关系退出破产程序。

“不破产吧，债务这么大；破产吧，监狱滋味不好受；做企业吧，社会责任大，但是挑起来又太重。”很多人就在破产的门槛上跳上去又下来。在发稿之前，这位阮姓企业家的手机已处于呼叫转移状态。

政府官员的心里也没有底。温州市经信委的一位处长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他们并不太了解企业的真实情况，拿到手的调查问卷也不太敢信，“因为企业也不相信我们”。对于温州的经济形势，他也很惶惑。“开始（民间）预测2012年中温州触底，接着说年底，再接着说2013年中，但现在还没见好转。”

导火线

“其实我的企业2009年就该被淘汰，是国家的4万亿又让它多活了几年。银行贷来的钱，我没把它用在实业上，而是投到了江苏小城市的房地产项目”

随着一大批中坚企业在担保链上出险，风险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向更健康的企业传导。很多人认为2013年下半年温州的情况会更糟。

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场温州危机？

2008年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说，是一道分水岭。政府4万亿相关刺激政策出台之后，表面上看温州的危机过去了，实际上却是饮鸩止渴。

2009年，温州地区的商业银行贷款营销成了风景线。过去都是企业找银行贷款，这次，是银行找上门、求着企业贷款。当时奉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现实中变成了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不需要贷款的企业或者根本没有贷款资格的企业，都可以获得贷款。银行为了扩大放贷规模，企业之间互相担保贷款方式开始盛行。

过剩的资金像鸦片一样被企业吸食着。

乐清的阮姓企业家对本刊说，2009年之前，他公司的利润已经还不上银行1亿贷款的利息。但是政府扶持实业的政策下来后，他不但又贷款1亿元，还把两年的利息都贷了出来。“其实我的企业2009年就该被淘汰，是4万亿又让它多活了几年。”他贷来的钱并没有用在企业上，而是投到了江苏小城市的房地产项目。实业不赚钱但可以成为做投机生意的融资平台，“2009年整个乐清的实业就是一个大的融资平台。”在三四线房地产大量过剩的情况下，江苏小县城的房子根本卖不动。现在回想起来，阮认为2009年，企业破产是个更好的选择。

银行的输血，只是拖延了温州危机爆发的时间。大量的钱进入房地产等投机性比较高的领域甚至是高利贷领域。“可以说4万亿，产生的泛滥的钱，是温州危机的诱因。”黄发静说。

温州金融办的数据显示，2011年温州GDP和贷款余额的比为1:1.9，远远大于正常的1:1.3。2011年，温州银行的不良率只有0.37%，全国最低；2012年6月就到了2.69%，全国最高；2013年3月更是攀升到4.01%。

提起银行，记者采访的温州人大部分都是满腔怒火，“骗”字是他们形容银行的常用词语。温州银行和企业之间，存在一种畸形、纠结的关系，而且由来已久。

“银行的利息是7厘，我们拿到手的成本没有低于一分。”上述阮姓企业家说。他的这个说法，记者在其它企业也得到印证。2011年之前，每逢3、6、9、12月月底，银行的季度考核指标下来，企业要帮助银行拉存款。不帮忙拉存款，下次批贷款就会出问题。“我们其实都是去买高利贷给银行，”他说，每逢这时就有大量的山西煤老板到温州，借钱给温州人。“一般1000万3天的利息就是4.5万，2000万、3000万呢？”他说，企业小还不存在这个问题，企业越大、贷款越多，要拉的存款越多，贷款的成本就越累越高。此外，企业要在银行贷款2000万，常常需要1000万的存款放在银行，美其名曰存款抵押，实际上也是变相帮银行拉存款。

而银行与高利贷勾结，在温州也是公开的秘密。“很多企业借高利贷，是银行推荐的。”永强一位行业协会的秘书长说，银行知道谁需要钱。贷款到期、新贷款下来之前，企业需要短期周转资金，“有的时候只需要用3天，但是银行那边给你拖5天、10天。”2011年民间借贷崩盘之前，银行的猛烈抽贷加剧了危机的爆发。“他们都是骗你先还钱，本来承诺要再贷的，还了就不贷了。”

另一方面，优秀企业的发展并不会过度依赖银行。据统计，温州企业的利润率普遍在5%到10%，这根本不够付银行1分（年息12%）的利息。但越是经营不好，越需要钱，对银行的依赖就越深。

2010年下半年开始，央行连续27次上调准备金率。房地产调控层层加码，限购政策出台。银行开始收紧贷款，温州的债务问题出现苗头，零星有人跑路。2011年初，温州市委市政府出台的23号文件，成为企业债务危机爆发的导火线。

这个文件中有一个条款，通俗地讲就是取消了工业用地的市场化，不能自由买卖。这直接导致企业厂房价值缩水，在银行的抵押贷款额度也减少。所有企业的资产都缩水了，危机瞬间爆发。不幸的事情不止是23号文件，当时政府规定，所有续贷的企业必须到政府盖一个章，证明企业没有违章才能续贷。“很多企业多少有点违章的，而且就算没有违章，你这个章盖来盖去也要时间。”黄发静说，银行本来承诺一个星期放款，很多企业8分、1毛的利息也敢借，结果一个星期没有下来，半个月也没有下来，拖上两三个月就麻木了。“这就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