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以往在香港楼市常见的温州投资客组团赴港买楼投资的现象，已经在香港市场上绝迹超过半年。深圳一家专业的香港房地产业务代理机构，由于半年多未接到来自温州的一笔业务，已经撤回了设在温州的机构，其业务经理慨叹，与一两年前相比，温州客赴港炒楼的业务落差实在太大了。

在最近几年内地商品房价格疯狂上涨的阶段，投机炒作资本曾经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最为闻名的便是温州炒楼团，温州当地一些楼市投资客组成的炒楼团啸聚于内地各大城市，所到之处都会引起当地房价的急剧躁动。本轮房地产市场调控开展以后，内地各大城市推行的限购政策对这种炒楼团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他们已经没有了活动空间。因此，在内地的房地产市场上，温州炒楼团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但是，资本的一个特征便是积极寻找市场缝隙，限购政策所产生的“挤出效应”将温州炒楼团驱赶出了内地楼市后，炒楼团很快将触角伸到了不受中央政府房地产调控政策影响的香港楼市。弹丸之地的香港在楼市上的供求紧张程度远远超过内地城市，特别是香港作为一个全球金融中心[最新消息价格户型点评]，一方面成为全球资金吞吐的一个重要集散地，另一方面对全球就业人口产生了高居不下的吸引力，这不仅造成了香港楼市价格多年来不断走高的趋势，而且也造成了香港楼市多年来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特区政府除了兴建一些廉租屋供应底层贫民以外，一般不会运用行政手段对商品房市场进行行政干预。这种市场为房地产市场上的投资客提供了便利条件，最近几十年来香港涌现的一些大富豪正是依赖对楼市的投资投机而成功发迹的，进入香港的温州炒楼团只是拾了香港房地产市场富豪的“牙慧”。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温州民间资本的发展远远超前于国内其他地区，甚至对温州地方经济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但是，温州民间资本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它以中小企业为主要构成，其经营内容主要为“三来一补”构成的出口外向型业务，其资金来源则主要以民间借贷为依存。这种经济结构决定了其发展模式对外部市场和民间金融市场有很强的依赖性。在前几年国际市场对“中国制造”有较强需求的背景下，温州的这种出口经济有了长足发展的条件，而温州活跃的民间借贷市场使当地资金市场供应充沛。但是，由于国内政策长期忽视对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民间资本的扶持，诸多重要的投资领域将民间资本排挤在外，导致这些过于充沛的民间资金大量流入房地产市场，曾经活跃于内地一些城市的温州炒楼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而房地产市场疯狂的套利效应更导致温州民间的高利贷盛行，炒楼客因为有楼市暴利做后盾，因此再高的借贷利息也可忍受，从而使民间借贷所形成的资金链越来越长，其间隐伏的问题也越来越尖锐突出。

今天，全球市场的变化已经使温州民间资本这种优越的外部条件不复存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近几年，美欧经济一蹶不振，至今未曾有效恢复，特别是欧元区由于一些国家接连发生主权债务危机，一方面消费市场萎缩，另一方面开动了贸易保护主义机器对中国出品产品“围追堵截”，导致我国出口贸易持续下降，这对温州等地以出口导向为主要经营方向的民营中小企业造成极大压力，许多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的严重问题，这些中小企业赖以生存的民间金融环境也迅速恶化，一些中小企业老板为躲债而“跑路”，企业处于倒闭状态。温州等地的民间借贷像滚雪球一般爆发连锁问题，其中的高利贷更是成为触发温州民间金融市场的一个火山口。最新数据显示，2010年，温州市有2000多家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半数为制造业及关联企业；温州制鞋企业从2003年的4000多家下降到目前的3000多家；温州紧固件行业近几年已消失的企业超过1000家；温州金属打火机企业从鼎盛时期的500多家减少到100余家。很显然，温州的民间资本优势不仅已经不复存在，更是成为当地社会经济运行的一个严重的不稳定因素，并且开始影响到温州的实体经济。

曾经出没于香港楼市的温州炒楼团绝迹香港，这对香港房地产市场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最近几十年里，香港房地产市场在本土的和来自全球的投资客的炒作之下，已经成为全球楼价最高的大城市之一，虽然它制造了香港楼市的繁荣景象，但不仅加重了本土居民的生活负担，实际上也推高了香港的商务成本，因此，作为香港来说，并不欢迎温州炒楼团在香港的出现。但是，现在温州炒楼团在香港的消失，并不是特区政府利用行政手段干预的结果，而是温州民间资本陷入困境的反映。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内地对于民间资本发展的长期忽视，使民间资本的投资路径狭窄，这些资金要么只能成为助长房地产市场恶炒的热钱，要么因为市场的变化而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要解决这个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在于要建立起公正公开的市场环境，让民间资本参与到更多的投资领域，让活跃在民间的巨量资金能够有出路，有正常的投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