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兮祸兮四万亿

江涛暴富的源头是房地产。2009年，房地产容易从银行贷款，江涛看中一套房子，一次性付清800万买下。当时银行就主动贷给他1000万，然后他再通过朋友互保，把钱放大，贷出钱再一次性付款买房，买完房就再拿到银行抵押。当时，温州城里和报纸上，高档住宅、别墅的广告炫富又煽情。“1000万的房子我看都不看，现金直接付清。”

银行有很多潜规则。比如说，一套房产贷款额度达不到2000万怎么办？银行为了做业绩，先贷给江涛1000万，江涛把1000万存进去，再贷一次；以承兑汇票开出来，以质押的方式，银行的存款业绩就有2000万元了。

温州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竞争异常激烈。为了争取更多的市场份额，部分商业银行采取变通、变相或违规做法，降低贷款标准，减少审查步骤，放松了真实性审核。如此种种，也严重影响了银行的资产安全性。据温州企业家联合会统计，2011年温州民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前，全市100家明星企业半数以上涉足楼市。

这一切起源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推出“从重从快”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宽松的货币政策，令银行产生了大量沉淀资金，无处释放。用周德文的话说就是“钱太多”。那个时候，银行不仅盯着江涛这些买房人，也每天围着眼镜巨头胡福林转，都希望把钱借贷给他。2011年温州GDP是3351亿，年末贷款余额是6194亿，贷款余额是前者的1.85倍。

很多人都提及中小企业贷款难，在温州并非如此。“其实温州贷款真的很好贷。”江涛说。胡福林跑路后，媒体公开信息显示：2个亿产能的信泰集团，贷款有20个亿，民间高利贷12亿，月息高达2000多万，银行贷款8亿，月息500多万。

一位民生银行的信贷员说：“我放钱放到手软，贷不到钱的企业，资质确实太差，走遍全世界恐怕也贷不到款。”他质疑，那些跑路的企业，叫嚣钱荒的企业，公布一下它的资产负债表，“看哪家不是贷款远超过自有资产，哪个不是过度融资？”

除了银行的钱，温商几千亿的民间资金几乎也都流回了温州。国家政策变化，限购房产挤出了炒房基金，股市低迷挤出了证券基金，国进民退挤出了矿山投资，国资垄断导致民资无法进入交通、铁路等产业。温州成了资金的洼地，各种资本无处可去，蠢蠢欲动。

“这样印钱的速度，必须投资一个高利润、变现快的行业。”这是江涛和很多商人的共识。为此，民间放贷成为继房地产投资后又一个重要释放资金的途径。“你放出2000万元，如果利息两分，一个月就有40万进账。一般利息放贷利息在4分到6分。这几乎是“一本万利”的买卖，比开厂容易得多。”江涛说谁都会心动。

彼时，在温州市区人民路、锦绣路、龟湖路、百里东路等地段，担保公司、寄售行、典当行和投资服务公司遍地开花。报纸上每天都是担保公司的广告，很多老板名片上追加了“投资公司”“担保公司”，甚至不是商人的温州人几乎每天都接到要不要房贷、要不要抵押贷款的电话。

2011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发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上半年估计规模约1100亿元，约89%的家庭个人和59%的企业都参与了民间借贷。而温州民间借贷的利率水平已超过历史最高值，2011年，民间借贷的月息已达6分甚至7分，最高的达到1毛5，这意味着，借贷100万，一年光利息就要还72万至180万。

公务员和银行职员也参与其中。《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从权威方面获悉，曾有近6000套公务员房产拿到银行抵押，抵押额可达房屋评估价的7成，然后将贷款拿去放高利贷。大多数公务员因收入稳定，有职务，银行还会给他们提供小额授信贷款。处级干部50万，科级干部30万，再贷给民营企业。现在，由于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还款无期，这批抵押的房产，成为亟待清理呆坏账的银行手里的烫手山芋。

很多民间高利贷公司中，银行职员就是股东。上述法院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温州某银行塘下支行信贷员凭一纸假房产证7次从银行共贷出了1652万元投入到高利贷行业。

2011年10月，温州一家银行的客户经理张某，以银行内部理财产品为名，承诺各企业可获得1.5分至3分不等的月息，且按月支付，从亲戚、朋友和曾经的客户处吸收近亿元资金跑路。多名受害人悬赏20万在全国“通缉”她。

“所有人都太有钱了！所有人都疯了！”周德文说。温州人患上了“暴富狂想症”，以钱赚钱，而且只赚大钱、赚快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