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给所有中国人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在地球另一面的《时代》周刊把“中国工人”看成是拯救世界经济数一数二的英雄，而在这些工人的祖国，他们竟被称为“都不算数”？为什么一把他们说成是中国经济的主要功臣，就被攻击为“民粹主义”，甚至“煽情”？

所幸的是，《时代》周刊比起那几个在国外任何一个像样的大学都找不到教职的“主流经济学家”要有权威得多。《时代》年度人物比起一年一度的诺奖（至少是和平奖）来也并不逊色。这次“中国工人”的荣誉，也应该令我们的社会反省：究竟是谁缔造了当今的中国？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应该让那些大款、主流们无功受禄，还是要对“中国工人”论功行赏？市场经济，就是应该对那些对经济做出最大贡献的人进行最大的回报。我们对“中国工人”的回报在哪里？如果这些拯救了世界的人居然连子女入学都难以保证，如果我们用高房价的门槛把他们作为低素质的人口卡在城市大门之外，我们还有什么资格称自己是市场经济？

房价确实就是“城市的门票”。要知道，自古以来，城市就是人类文明的动力。古希腊罗马的文明是城市文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先决条件是其城市的繁荣，日后的启蒙主义也是以城市为中心，现代社会的科学技术的繁盛，更靠城市的创造力。城市经济资源集中，人口密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充分。人的聪明才智，在城市的环境中发挥得最充分，进步也最快。也怪不得，在许多社会学家的眼中，城市化水平和现代化水平几乎是同步的。

高房价提高了“城市门票”的价格，提高了城市准入的门槛，把大量本来能够进入城市发挥其才智、提高自身素质的人排斥在外。这样的结果，到底是人口素质的提高还是降低呢？

我们不妨引经据典地把道理说得更复杂些，免得被人说为没理性、没文化。任先生的意思大概是：高房价提高了城市的准入门槛，只有素质最高的人才能进来。这样虽然牺牲了那些被排斥在外的人口的素质，但保证了城市人口本身的素质。

可惜，即使从这个角度说，高房价也不仅会降低整个人口的素质，更会降低城市人口的素质。这里我不妨引用已故哈佛大学心理学家RichardJ.Herrrnstein和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EnterpriseInstitute)著名学者CharlesMurray的名著《钟曲线：美国生活中的智商与阶级结构》来进行讨论。需要注意的是，两位学者在美国都属于保守派阵营，反对劫富济贫的福利国家，甚至被指责为对弱势过于冷酷。比如CharlesMurray就一直坚持认为：现在大学生太多，许多人根本没有读大学的素质，他们命中注定要干体力劳动，把劳力者通过慷慨的国家福利（比如奖学金等）变成劳心者，是浪费社会资源。也正是如此，该书出版后，作者几乎也成了在美国公众“最想打的人”，乃至出去讲演频频遭到抗议，甚至有暴力的肢体冲突，不得不要警察保护。我想，任先生应该把他们引为同道吧。

这一名著，因为是建立在严格的心理学研究的基础上，出版十几年来虽然争议不休，其学术价值仍不可否认。特别是最近几年CharlesMurray频频根据他们的研究成果在社会政策上进行演绎，很值得我们关注。他们研究的是人最重要的素质之一：智商。其结论是，智商是天生的，和家庭背景、阶层，甚至教育程度都没有关系。当然，教育会给人许多技能，但无法把一个笨人变聪明。比如智商是一百（即人口的平均水平）的人经过严格的训练，可以比一个智商高达一百四十却从来没有读过书的人更胜任许多工作，但那不过是因为后者没有机会而已。一旦有了机会，后者就会轻易地后来居上。另外，高智商和低智商在人口中的分布，长期以来基本是固定的。也就是说，如今人口中智商最高的百分之一，和两百年前相应的百分之一人口一样聪明。基于此，CharlesMurray特别强调：社会因为觉得高智商的人反正都会成功，于是就集中资源对低智商的人进行倾斜性的教育投资。这违反了基本的市场逻辑。这就好比你放着好矿不开采，偏找最贫瘠的矿一样。在聪明人身上投一块钱，可以产生一千块钱的效益，而在笨人身上投一块钱，能捞回本儿就不错了。所以，从整个社会效益的角度讲，国家除了必须履行对每个人义务教育之外，要因材施教、合理分配资源，让智商高的上大学，训练智商低的从事体力劳动。比起任志强的“不给穷人盖房”来，CharlesMurray的“不给笨人办大学”的理论同样惊世骇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