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日本、韩国还是我国台湾，过去的一百多年总体是限制工商资本下乡兼并农民土地，一直坚持家庭自耕农制度——耕者有其田和平均地权。实践证明，他们现代化转型是成功的。

菲律宾曾经是仅次于日本的“亚洲典范”，但由于鼓励工商资本下乡兼并农民土地，违背“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原则，农民问题急速转化为城市市民问题，1950~1960年代期间经济下滑，社会问题在城市总爆发，1960年代中期军人借机夺取政权后推行“台湾式”土改，但遭遇大资本抵抗，至今也没有完成。当下800万“菲佣”遍及世界的现象其实是菲律宾“农民问题”向全世界的“输出”。从此，美国和欧洲为亚洲国家树立的“亚洲典范”不攻自破。假如中国经济遭遇危机，数亿城市就业的人失业而又回不去农村农业，也一样可以学菲律宾向世界输出“农民问题”吗？

二、农村建设用地实行共同体集体所有制是“耕者有其田”和“平均地权”的延伸

农民要种地——耕者有其田，自然要建房子住人，还要建农业科研房、工具房、加工房、市场交易场所等从事农业生产、科研、农产品加工、交易物流等生产经营活动场所，所以农村一定要有建设用地与农业生产经营活动配套。

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村建设用地是“耕者有其田”的延伸。一方面为了节约土地（控制额度，以不超过农地总额的5%为限），另一方面为了防止私人对有限的农村建设用地的垄断（平均地权原则），所以农村建设用地采用农民共同体（集体）所有制。所以，农村建设用地实行共同体集体所有制是坚持“平均地权”原则的结果。

台湾农民的宅基地是农户私有的，准许优先在农户之间交易，城市人购买农村住宅很长时期都是严格限制，只是近些年才有限度放松。台湾农会有一定量的建设用地，如工厂、超市、房产、交易市场、活动场所等建设用地，是农会成员共有制——相似于大陆的村社共同体集体所有制；中国大陆农户也有宅基地，其地上物属于家庭私有，而宅基则属于村民共同体集体所有，因而其交易性不如台湾。大陆村民村社共同体也有工厂、工具房、农产品交易场所、村民活动场所等，也是村社成员共有制——集体所有制，这个和台湾差别不大。

总体而言，大陆和台湾在农村建设用地制度上非常相似，台湾农会的建设用地和大陆村社共同体集体建设用地都是不能完全自由交易，所不同的是台湾的农村建设用地可以抵押贷款，而大陆的农村建设用地的抵押贷款还难以实现，这是两岸农村金融制度差异所致，而非农村建设用地制度的差异所致。

相对台湾而言，大陆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在农户的宅基地制度方面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但当务之急是创新农村金融体制，让宅基地有相应的金融制度匹配而可交易。按照台湾的经验，在城市化还没有完成的背景下，现在放开农村宅基地自由交易还不是时候，依然应该优先在村社共同体内部交易，但大城市郊区另当别论。

现在有很多人不仅主张农村宅基地自由交易，还主张农村所有集体建设用地自由交易。这有两个问题要指出：第一，属于农民及其共同体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配套建设用地（数量有限）一旦被私人或工商资本占有（垄断），农民及其共同体主导农业产业化（追求价值和价格增值收益、市场份额收益）的发展权就丧失了，村民共同体就会解体——小农就会原子化，农村就会一盘散沙，农民“政治贫民、社会流民、市场贱民”的命运就不可避免。第二，很多村庄的集体建设用地面积非常大，绝大部分都是非法“农转非”形成，如果就这样准许“自由交易”，对遵纪守法、集体建设用地非常少的村社共同体而言是极其不公平，这会不会诱发新一轮的违法“农转非”运动。

还有一些人主张集体建设用地“自由交易”，是因为有些地方大量的小产权房不能交易而导致“金融危机”，急需要集体建设用地“自由交易”解套。这也有两个问题：第一，如果“自由交易”解套了“小产权房危机”，会不会导致更大的“金融危机”，因为这样的“解套”是“傻子”解的，这个“傻子”就是银行或者国家。第二，大陆存在存量巨大的非法集体建设用地和小产权房，要让其合法化，应该“特事特办”，而不应该以“改革”的名义动土地制度的根基。

三、“内置金融”是农民村社共同体（集体）成员地权和农户地权充分实现的基础性制度

“内置金融”是专指农民村社共同体内部的合作互助金融。

农民的土地权利实际上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方面是农地农用权利和建设用地非农用权利的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等，另一方面是农地和非农地使用权等的变现——抵押或交易权或处置权。显然，农民的两部分地权在台湾比大陆要充分。为何如此？很多人的解释是：台湾的土地制度是私有制的，大陆是公有制——集体所有制的。

但这完全是误读。

首先，农村土地村民共同体集体所有制不是公有制，是民有制的，也是农民农地私有权的一种实现形式。集体所有制只有在过去没有市场、实行命令或计划经济和统购统销制度条件下才表现为“半公有制”性质——即所谓的“半社会主义”性质。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和统购统销没有了，村民土地集体所有制没有半点全民所有——公有制性质了，现在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当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公有制了。

其次，台湾农户的农地和农民共同体（农会）的非农地之所以能够抵押贷款，是因为农会内部有金融，即“内置金融”。如果台湾农会没有农信部，台湾农民及农会的地也是不能抵押贷款的。如果大陆在村社共同体内部建立起“内置金融”，农户的承包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照样可以实现抵押贷款和在农民共同体内部充分流动。我在河南信阳郝堂村等地做过的十多年实验充分证明了这点。

因此，中国大陆农村发展的关键不是农地制度不适应金融制度，而是金融制度（农民组织内部的合作互助金融缺乏）不适应农地制度。当务之急是让中国农村农民组织的内置金融发展壮大。

东亚小农的农地根本不可能在正规金融体系里抵押贷款，这是银行的一般职员都明白的——不愿意给小企业贷款，怎么可能给小农户贷款？

无论是日本、韩国还是我国台湾，都用了上百年的时间保护性、扶持性发展农民组织的内部金融——内置金融，甚至限制其他形式的金融在农村发展，因为东亚小农的农地只能在农民共同体内的合作金融里实现抵押贷款（因为农地规模太小、且地块分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