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如果从失败的过往来看，于凌罡总是显得一厢情愿。他发起的项目中，最有名的是2005年的“新中街1号地”和“芍药居”地块。

2005年4月，于凌罡等人计划与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万通地产”)合作，由合作建房业主授权万通地产在2.2亿元以内拿下挂牌价为1.92亿元的北京新中街1号地，并在成功拿地后负责跑文件、取得开工证及整个项目建设。

于凌罡等人则需找到400户合作建房业主，每户拿出24万元保证金购地，购地之后每人可办理24万元的按揭贷款。而万通地产则通过项目贷款帮助解决剩下的购地资金，利用上述按揭贷款进行开工建设，建成后将拥有底层商铺和部分车位，赚回贷款及利息。根据这一计划，项目的获利空间在万通地产和业主之间大约三七分。

但在于凌罡看来合情合理的方案，却没有得到足够多的合作建房人的支持，许多人表示拿不出24万元，最后于凌罡等人不得不放弃竞争地块。

几个月后的芍药居地块又重复了这一过程，只是这一次离成功更近—距前期需要筹集的4000万元只差200万元。

于凌罡称这一次“非常非常可惜”。事后他又找到买下地的公司，希望能再把地买回来，初步谈判的结果是每平方米加800块钱，地价从9800万涨到了1.18亿。但合作建房志愿者们没人再去做说服购房者的工作。

2005年于凌罡成立了“北京合作蓝城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下称“蓝城公司”)来组织合作建房，办公室就设在自己家中。当年，也是蓝城公司最忙的时候，曾投入30个工作人员，但仅两名领工资的正式员工。2010年，两名全职员工都陆续离开之后，蓝城公司只剩下于凌罡一人，原来的核心团队如今还维持有五名成员。

蓝城公司维持运营的资金部分来自最初600多名合作建房者每人500元的加入费，共计30多万元。但于凌罡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这么多年来蓝城公司一共花了70多万元，超出的部分依靠朋友赞助和自己垫付。

于凌罡依然四处物色地块、陆续发起项目、继续不了了之，他表示，因为大部分工作基本靠自己，所以“效率越来越低”。

置业者“太难伺候”

多年下来，于凌罡的经历似乎用事实支持了质疑者的观点：合作建房的组织难度相当大。

尝试在北京进行合作建房的，除了大型计算机维修工程师出身的于凌罡，一年前还出现了一个名叫孙智群的人。一直在房地产行业工作的孙智群创办过“草根购房网”，2012年7月11日，他在中国大饭店举行了一场“北京合作建房”新闻发布会，彼时他的计划是到2013年7月，发动至少一万名符合购买资格的购房者加入合作建房项目。

然而2012年8月之后，就再难找到关于上述计划的报道，直到2013年传出孙智群已加入天津的一家房地产公司。根据媒体报道，当初招募了500多名购房者后，孙智群为沟通协同这些人的意见和观点疲惫不堪，最终放弃。

忆及往事，孙智群在电话中含糊地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当时“搞得比较乱”。他表示已不愿再提过去的事，但依然会关注合作建房。至于是否还会组织合作建房，他并未明确表态。

而在这些年里经历了更多失败、承受了更多质疑的于凌罡，则常常强调的是购房者过于挑剔—要么认为价格还不够低，要么认为地段还不够好。

事实上，在于凌罡的心目中，合作建房始终跟他的“蓝城计划”联系在一起。简单地说，这是他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花了多年时间，设计出的一整套城市规划、开发、运营方案，而合作建房，只是蓝城计划的“一部分的一部分”，尽管相信他能实现“蓝城”的人寥寥。

于凌罡一方面就像一个胸有成竹的社会工程师，从“蓝城计划”，到合作建房的组织、管理、操作规则，他都能设计出一套看似精密可行的方案;另一方面，他又似乎难以处理众多普通置业者给他带来的困扰。面对时代周报记者，他抱怨人们“太难伺候”，以及外界包括媒体的恶意。

“我不认为我失败了，反而可以说成功了。比如当年跟万通谈判，跟各个方面沟通、合作，这些工作都是我在做，我的工作做好了，买不买地，是大家的事了。”他说。

“没有你想的那么难”，这是合作建房人的群里经常出现的鼓励新人的话。于凌罡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一位认识的朋友早已在北京实现了合作建房，可他们只有20个人，每人几百万元，建的是别墅。但要把工薪阶层组织起来就不那么容易，“我没做成的原因主要是没守住门槛，也许是我的起点就注定了我比较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