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中国人民大学发布《中国宏观经济形势报告(2013年第三季度)》(以下简称“报告”)并举行了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在产业结构调整的配套政策方面，人大研究生院副院长刘凤良建议，尽快征收房产税可以成为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一个选择，而分阶段征收环境税则可能起到调整重工业化造成的环境污染的作用。

《报告》中提到，如果将地方政府的职能定位于城镇化，那么最为合适的税收就是房地产税。由于一个地区的房价会显着受到当地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为了获得更多的税收，地方政府会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导致良性循环。

刘凤良表示，除此之外，要素价格的改革势在必行，只有要素价格反映了要素的边际的贡献，才可能真正促进中国的产业升级。

服务业结构与需求不匹配

刘凤良认为，中国总体的产业结构呈现出良好的经济态势，但许多问题仍然存在。

资料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第二产业保持了最大产业的地位，而第一产业所占比重明显下降，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大幅上升。但目前，在第一产业中，农业的基础地位并不牢固，而第二产业所占的比重过大，也导致了第三产业发展不足的问题。

刘凤良也指出，从内部结构来看，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中，重工业化比重过高，造成能源资源消费也较高，环境污染严重，以2009年为例，中国的单位GDP能耗在7以上，而世界的平均水平仅为2.9。

而从结构内部表现来看，工业产业投资过快导致产能过剩的问题，但令人困惑的是，不仅是传统产业，某些新兴的产业，甚至包括政府扶植的一些产业，也出现了产能过剩问题，中国目前存在着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双双的产能过剩问题。

根据《报告》，资本深化是重工业比重较高的一个重要成因，而在目前，资本深化的动力已经从出口拉动转向城镇化驱动，这虽然促进了相关服务业的发展，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重工业化和产能过剩。

在第三产业方面，服务业的内部结构并不合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公共服务类占比较低，二是与供应链管理、现代物流等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占比偏低。此外，地区产业结构趋同性日益突出。

《报告》中提出，中国服务业内部结构与经济发展的需要不相匹配，带有公共服务性质的消费性服务业，如医疗、教育等发展不足，且直接提升产品增加值的生产性服务占比较低。服务业发展不足，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的能力受限，并制约了产业间联动效应的发挥。

政策建议

根据《报告》，须从产业结构的生成机制和外部环境两个方面寻找中国产业结构特征及问题的内生驱动和扭曲因素，以实现二者的兼容才是合理确定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基础与政策取向的关键所在。

刘凤良谈到，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比重过大、第三产业发展不足的问题，一方面和收入有关，另一方面则来源于外需的增加。此外，中国当前产能过剩有周期性和政策限制双重叠加的原因，单纯的区位优势决定着我国的产业空间分布，土地、劳动、技术创新等其他成本和技术差异在产业空间梯度转移中作用不大。

在中国目前产业结构形成的过程中，一些相关要素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首先是价格，比如目前的土地价格、能源价格都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扭曲，而金融部门、地方政府行为、周期性政策与产业政策的不协调、产业政策本身设计不协调等要素的扭曲，干扰了资源的自然流动与产业的良性变迁。

对此，《报告》中提出，必须调整央地资源，尽快开征作为地方税种的房地产税。此外，需要分阶段开征作为全国税种的环境税，缓解环境污染严重、治理难的问题。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推动以要素市场化改革为核心的体制改革，是一个值得肯定的核心观点，应尽快推进煤电等资源要素市场化改革。

在产业政策方面，《报告》建议，产业政策要注意发挥市场的活力，转向市场调控模式。需要注意的是，产业政策必须专注技术进步，而不是特定的产业，由行业扶持转向对高技术和新产品的扶持，并降低对数量型限购工具的依赖，转向运用收费等方式来进行价格调节。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认为，产业结构的调整，除了说要进一步发展第三产业外，实际上还应当加上一句话，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都需要提高经济效率，在此前题下，让资源配置依据市场的规律去选择流向。

刘凤良则认为，当务之急是要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责权利的关系，从事权的角度来看，或许政府应该更多地把转移的目标放在市场的失灵方面，中央政府更多地应关注地区之间共同出现的市场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