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我没看到这样的说法，应该说是限制了和“限购”有关的，和“限购”无关的他没有做出限制。因为和限购无关的有些是地方政府有钱或是有能力做一定的调整，但是和限购有关的，他是坚决不同意的。

地方政府早就想调，不是今天才想调。要看地方政府对谁负责任，地方政府对该地区负责、对地方经济增长负责，而倘若仅仅对中央政府负责，那地方政府怎么办?所以角度不一样，只是趋于中央政府的压力，地方政府没有办法放松，不被允许。

董藩先生举了个例子说，婆婆总会责怪儿媳妇，但是婆婆总是不去管儿媳妇的油盐柴米，至于家里究竟有多少钱，能不能解决油盐柴米的问题，婆婆并不管，而是会告诉你说，你不准吃辣的、你不准吃酸的，如何如何……

我们几乎所有的城市没有一个市长对于中央政策表示支持和欢迎的，都采取的是“我们不得不”。

去年，姜伟新部长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质询的时候曾经提出过：“限购政策是一个不得不的政策。”

请问全世界有没有一个政府把一个“不得不的政策”当成一个优秀的政策?从逻辑上来说，没有一个政府会认为不得不的政策是好政策，“不得不”一般都是错的，没有办法的办法。

其实我们不是没有办法，但是我们不愿意改革，所以造成不得不。如果把土地制度问题、信贷制度问题、市场化制度问题等等解决的话，不会产生“不得不”的。

不得不就是不去解决病因的问题，只是把人扔到冰窖里。要是真的想解决病因的问题，完全用不着不得不的办法，而是进行改革。

记者：扬州公布“奖励购房”新政已经有数周时间，一直未被叫停，近日石家庄打算对限购进行细化却未出台而夭折，您如何看这两件事情?在当前的政策环境下，出现这些事件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任志强：没有出台夭折和出台夭折的非常多，这就是刚才提到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策的博弈。出现这些事件的深层次原因就在于中央的政策，只要不解决中央政策合理性的问题，其他问题都解决不了。

记者：像这种地方性微调接下来是否会出现更多?

任志强：我不认为这是微调，只是在博弈。不知道他们的博弈能不能成功，但我认为他们在博弈。

记者：是否有可能重现2009年的“救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