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24—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期间，备受瞩目的《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首次接受审议。作为上位法，《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将为《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条例》的制定出台铺平道路。同时，也将助力新一轮农村土地改革。
从抗日战争时期的“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到解放战争时期的“没收地主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再到新中国成立后“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土地政策，中国土地改革的步伐从未停止。
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冒着极大的风险，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鲜红的手印，小岗村包产到户的做法再次拉开了中国土地改革的序幕。
1992年，广东省南海市(现为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下柏村农民将承包经营的土地以股权形式，流转给村集体成立的经联社(或经济社)统一经营。新一轮土地改革“胎动”，“土地流转”成为此轮改革的主题。
土地流转是一个系统工程，成都新一轮农村产权改革提出：“确权”是基础，“流转”是核心，“配套”是保障。这是此轮改革的关键所在。
2008年10月，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自此，这一轮土地改革正式开始起步。
2012年12月16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
而在农村城镇化方面，农村土地经营使用权流转在充当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当下，在成都、重庆、深圳、上海、北京、佛山市南海区等地，农村集体土地改革试点工作正在进行。试点中，集体土地改革在增加了农民收入、优化土地资源配置等同时，也遇到了许多壁垒和困惑。
全国农村土地改革工作形式多样。重庆的地票交易，成都的土地流转，广东佛山市南海区的配置股权分红，天津的宅基地换房等等，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做法，也积累了不同的经验。
近年来，全国多个地方的土地改革工作都在“摸着石头过河”。然而，取得经验的同时，一些问题也开始暴露；普遍存在的问题表现在四个方面：确权、监管、收益和小产权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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