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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者也许会在税基方面有所考虑，例如，按家庭成员的多少进行免税面积的扣除，比如3口之家150平方米以下的住房免税；例如，按房屋类型，进行免税套数的扣除；例如，农民自建住宅、房改房、2套以内的商品房或经适房免税。决策者还可能在税率方面有所考虑，例如在一二线城市的房产税率定得相对高些，而将三四线城市的税率定得低些。
我之所以强调如何界定免征不重要，在于以下逻辑：一是较宽泛的免征规定，会对三四线城市的财力补充作用有限，而较狭窄的免征规定，则对民众的广泛不满难以平息。二是即便从边际角度看，只有中国的富裕群体才可能真正承受房产税（例如仅对2套以上房屋开征房产税，并随套数的增加而累进），那么少数富裕群体抛弃房产投资，将带来巨大市场震动。
这就是投资中的羊群效应。对没有多套房的居民来说，房价上涨本来就是纸上财富难变现，而对中高收入群体，如果富裕群体逐渐放弃投资房产，这种示范效应很可能被决策者忽略。比方说，中国居民储蓄账户中，99.46%的账户余额在50万元以下，但这一定不意味着对仅占账户数0.54%的高余额账户收税，会不引起储蓄的急剧分流。
房产税为什么会冲击巨大？原因在两方面，一是从中长期看，即便没有紧锣密鼓的调控，中国房地产市场也已进入平台期，此时出台房产税政策，雪上加霜的效果更显著。二是房产税是标志性的财富再分配政策。中国居民财产中最重要的形式是房产，国家统计局曾统计认为，房产占中国居民家庭财产的70%，对这一部分征税影响极其深远。哪怕是0.5%的税率，以房屋产权70年计，也意味着本来属于你的财富，瞬间有35%不再是你的了。中国居民的生活将更依赖于薪酬，而不是财产性收入。按马克思的定义，没有或较少拥有财产性收入，主要依赖出卖劳动生活，是无产阶级的典型特征。
不仅如此，房产税的开征还衡量着政府执政的开明程度。房地产调控至今，之所以政策叠出，效果糟糕，与民意相悖，就在于政策决策的透明度低，民意参与度几乎为零。因此，在开征房产税之前，真希望决策者能够反思政策制定的目标、执行的效果和民众的认同度。
一是是否应考虑中国民众如何保存其财富？2003年至今，M2增长5倍，GDP仅增3倍，对发钞背后隐含的攫取通货膨胀税的冲动是否应该克制一下？二是地方财政至今步履艰难，是用房产税来转嫁问题，还是真正进行1994年以来的综合财税改革？三是在中国房产和土地所有权分离，房屋普遍建设在已交纳土地出让金的租用土地之上，房产税开征的法律依据是否充分？四是房地产剧烈调整的金融风险是什么？曾有官员认为即便中国房价下跌50%银行业也扛得住，这种判断甚至比激进的学者更为大胆。五是沿用秘密讨论、出其不意实施的旧习，还是保持足够的决策透明度、公众参与度？
我悲观地认为，关于房产税的讨论尚不够充分，仓促的政策极有可能使中国楼市泡沫被击穿，在未来的中期时间段内，除了一线城市和少数二线城市的核心区，其他地区的房产并不再具备投资价值，甚至可能成为棘手的风险资产。
房产税开征之日，是房价见顶之时。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