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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银行变卦了。江涛还给银行的5000万是三分利、五分利从民间借来的。“银行继续拖着我，一直说下个礼拜就放贷。”5000万高利贷不还，十天半月，逼债的人就到了，只好再去借，借到最后就是五分利变成了一毛利，江涛最高一个月付了670万利息。
2008年，胡福林的信泰集团下属公司进军太阳能光伏产业，向银行和民间分别借贷6亿元，共计12亿元。将巨资“砸”进太阳能后，才知道这个行业的信贷政策都是向大型国资背景的企业倾斜，民营中小企业受歧视、受排挤。令他万万想不到的是，接踵而来的欧债、美债危机导致国际市场及产能过剩，欧美政府取消对太阳能的补贴，使之利润率从70%骤降为10%。胡福林无比痛心，这些产业机械装备投资动辄几百万上千万，“逼上去就没有后路。”
银行变脸，胡福林投资新能源颗粒无收。此时的他，已经很难再向银行借贷到资金。在出走前20多天里，胡福林一直在还债，最多的时候，一天几百人催着胡福林还款。“后来有一笔即将到期的几千万元的银行贷款实在周转不过来，我的信心也就没了。”胡福林在出逃的前夜，还打电话给当地政府领导，希望做通银行工作，续贷一笔钱给他，但没有结果。
“刚开始不断地让你跑100码，现在突然让你刹车到20码，不翻车才怪。”周德文后来和胡福林有过一次深谈，胡福林也感觉就是做了一个噩梦，反思这是血的教训。
银行的日子也不好过。“当时温州市银行不良贷款率为3.79%，个别银行甚至一度突破8%，远远高于全国银行业的平均不良贷款率。”周德文说。根据温州市金融办的数据显示，2013年3月有些银行不良贷款率更是攀升到4.01%。一家商业银行一下子开除了一百多个人。不少商人为表达自己的愤怒，到银行去搬桌椅板凳，“骗”字变成商人形容银行的常用词语，温州银行和企业之间由来已久的畸形、纠结关系一触即发。以至于2011年10月初，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赴温州安抚。半年后，温州金改出炉，已是后话。
彼时，为了防风险，有些大银行的高层甚至表示可以放弃温州。银行抽贷使得原先缺钱的企业更为步履维艰。温州市政府专门组织了一次银企座谈会，温州当地26家银行代表悉数到场，当着市委书记、市长的面，众多中小企业主一边倒地声讨银行，要求银行不能抽贷压贷。
“‘五马分尸’，你也抽，我也抽。再这样下去，哪一个企业受得了。”温州开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跃胜表达不满，奥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振滔也告诫银行，温州的实体经济每年对银行的利润贡献将近200亿。“银行别那么紧张。”他们联合工商联32个人签字，每人拿出2000万，在报纸登出来，说不要跳楼，这里有钱。
“我们处理过的一些案件，光付高利息就三五亿。”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兼主任、律师陈有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近两年接手的都是类似案件，路线图也都是以银行变脸结束。
另一项政策，让情势更加雪上加霜。在温州商人眼里，当时的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最大施政动作主要是两招，拆迁、拆违。温州的很多小微企业包括作坊式工场，几乎被拆光。这一行动，被一些银行、企业界人士认为是致使温州企业加速倒闭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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