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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温州、东莞所遭遇的困境，集中呈现了中国制造业转型中所遭遇的惨烈阵痛，其与金融改革、房地产泡沫、债务危机交织在一起，更让温州这个城市以及众多企业主的命运充满悲情。那些盛极一时的眼镜、打火机、造鞋品牌在一个个倒下，或陷入无法自拔，这些都是建国以来前所未遇的。
在温州，传统制造企业的老板们向本刊记者痛陈经营惨状、指责银行冷血、抱怨政府无力，但他们自己也知道，衰落甚至被淘汰的命运或许已经无法挽回。无论政府、企业主自己还是扭曲的金融生态，都只是其中的一个错误。
改革开放30年后，东莞、温州所代表的“低端锁定”模式注定将退出主流舞台，而他们就是这场“浩劫”中涅槃重生的煎熬者。从这个意义上讲，温州只是中国的一个缩影，它所需要面对的问题，也是整个中国要面临的问题。高利贷、房地产泡沫和实业不振，在中国其它地方正在发生，神木、鄂尔多斯的高利贷已经崩盘，三四线城市没人住的“鬼城”频现。
本刊关注温州当下所经历的这场严重危机，探讨其来龙去脉，恰恰是为了让政策制定者思索，在不可逆的制造业升级大趋势下，如何让一个制造业城市和那些紧紧附着其上的企业重新焕发活力，而不是任由资金从实业向高利贷、房地产等投机领域流动，从而酿成更多的灾难。
“有时候想，温州如果这次真的败了，那就说明我们改革开放出了问题。”温州打火机协会会长黄发静说。温州的问题，从温州本身只能找到一部分答案，更应该从中国的改革进程和大环境去寻找。
恐惧
“什么时候是个底我们不知道，这个才是最心慌的”
“天崩地裂，血流成河。”
回忆起这两年的经历，曾经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的方培林心有余悸。“温州这些玩钱的人，10个里面能有1个跑出来就不错了。”在温州有一种说法，“老高（放高利贷的）80%破产”。在温州高利贷重灾区龙湾永强，一些富裕的村庄把全村的钱都交给二三个人去放高利贷，现在这些财富化为乌有，几乎回到了20年前。
2010年5月，温州的民间借贷利率高达6分（年利率72%）时，方培林已高度戒备，“6分利是崩盘的前兆。”3年前温州发生的事情，现在正在其它地方上演。2013年，他在贵阳、成都等地做讲座时，发现这些地方民间借贷的利率也到了6分。“我跟他们一再强调防范风险，也许就是一天，也许就是一个小时，（对高利贷者）就是天堂和地狱的差别。”
与高利贷相关的担保行业，几乎全军覆没。2013年7月，温州最大的担保公司——中投担保破产的消息在圈内流传，公司董事长郭炳超是在任的担保协会会长。在此之前，温州担保行业协会10个副会长中已有6个被捕，他们都涉嫌高利贷与非法集资。原本有几百家企业的担保协会，至2012年只剩下40家会员企业。“今年可能还要死掉六七家，现在有业务的公司很少。”协会的一位秘书长说。
在温州还有另外一个说法，“炒房团”也几乎全军覆没。房价如果没有涨，对炒房团而言就是亏，因为很多人是借钱在炒房，而利息是每月都要付的。“越是曾经炒房赚得多的人，就越敢放大杠杆，死得就越快。”一位温州的开发商说。
债务不堪重负之后，抛售房产、快速回笼资金是首选。但一旦集中抛售出现，价格又会下跌。2011年秋季，温州房价开始暴跌。最具标志性的绿城[简介最新动态]广场，从9.5万元/平方米跌回到了开盘价4.5万元。机场大道上的富人区香缇半岛、中梁府等项目从每平方米六七万元跌到了3万元左右。除了这些明星楼盘外，普通的楼盘价格也下跌了30%左右。
2012年到2013年上半年，在刚需的支撑下，温州的楼市似乎是稳住了。“很多人认为是触底了，但是现在感觉又要往下走。”上述开发商说，所有的人都想尽快回笼资金，以量换价在所难免。与此同时，房子的供应还在增加。据一位接近温州市法院的人士透露，2013年7月，温州法院进入司法处置程序的房产已经有1.8万套，按每套平均100平米算就是180万平米，这已经是温州2到3年的新房供应量。这些注定要低价处置的房产，对温州的房价会产生可怕的影响。“什么时候是个底不知道，这个是最心慌的。”
而房价一旦下跌，就意味着银行抵押贷款的额度会下降。每次房价下跌对那些资金链紧张的企业来说都是一场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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