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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难题就收费这是没本领和懒政
收了费，就能管用吗？上海私家车牌拍卖费飙升至8万，北京城区内停车费成倍上涨，然而数据显示，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从400万辆升至500多万辆，仅仅用了2年左右时间。提高收费并不能阻止国人对汽车的追捧，以及随之带来的拥堵和污染。
“事实证明，收费式治理，边际效应是递减的。”施杰委员说，目前针对私家车的收费已有燃油税、车船税、停车费等多项，而且不少税费包含了城市基建、交通管理等费用，部分城市再征收拥堵费，给人感觉好像总在老百姓身上求解药。
“长期以来，我们的城市管理者陷入一个收费怪圈：限制或收费———短暂缓解———需求猛增———供给不足———更多限制或收费。”全国人大代表、巨力集团董事长杨建忠表示。
杨建忠代表认为，这样的“收费思维”，凸显了一些城市管理者面临“本领恐慌”的危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是科学合理地使用“价格杠杆”，可能比“行政限令”效果更好。如果滥用，就可能在公共管理上捉襟见肘。
全国人大代表傅企平说，在面对城市拥堵、高房价、城市污染等一些都市病时，政府应该从管理上下工夫，如果管理部门总是用收费来解决问题，不仅加重群众负担，而且也是一种缺乏智慧和能力的“懒政行为”。
多些服务举措“加法”“减法”一起做
英国伦敦从2003年开始收费，5年收了8亿英镑的“拥堵费”，但交通状况并无改观。纽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致力于发展公共交通、规划路网建设，治堵效果反而显著。
“没暴露问题时把车开得飞快，遇到情况就猛踩刹车。”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如松表示，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公共管理思维简单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思路行不通。
“制定政策和立法要科学、惠民，慎用收费。”车晓端代表说，政府要少些管理思维，多些服务举措。
“有城市推出公交免费乘坐的做法，就是改革的‘减法’。如鼓励公众地铁出行，可在交通枢纽旁建立大型免费停车场。”王如松代表说，这样既节省资源能源，又便民惠民。
陈海啸代表认为，建设服务型政府体现在政府对公共事务的细节之中。除了提供更多的服务，政府还需要考虑如何组织百姓主动、积极地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来，以公共参与方式来解决公共问题。
据新华社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