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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意味着房地产行业的压力并不存在。从销售、信贷和开工情况来看，受限购政策影响，1-11月住宅销售面积40个城市同比下降0.1%，包括广州、深圳“全国总的情况应该说还是可以”。而在信贷方面，由于信贷从紧，使得房地产行业资金链趋紧。
而昆明的房地产市场情况，去年虽出现短暂销售回暖，但整体的销售率仍然出现了大幅下滑。据昆明房产信息网发布的预售证信息统计，截至2012年12月19日，2012年全年昆明主城区和呈贡区累计共发放预售许可证136个，商品房供应面积超过1021.49万平米，为21世纪以来昆明楼市供应量峰值。
谁愿意做开发商？
近五年的宏观调控，让房地产行业不得不告别暴利时代。不过，在今年多轮政策博弈过后，年底，全国各地又频现一批地王，房地产市场开始回暖的论调甚嚣尘上。
而颜勇对此的反应是，地王的受益者不是开发商。“现在的舆论环境，将房地产开发商描述为一个暴利行业的攫取者，而忽略了再当前环境下，高昂的土地成本、人工成本背后，开发商的日子也实属艰难。谁愿意做开发商？” “对于房地产调控，我觉得一方面必要，一方面要基于调控的实际效果和方法。”颜勇坦言，宏观调控政策已经让金融业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大，而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的利润率仅在10%-15%，实体经济越来越没人愿意做。这种怪圈，导致的是工厂关门，失业率上升。颜勇举例，现在地产公司的借贷利息基本上是基本利率上浮30%，差不多9%的年利息。而在国外的利率仅2%-3%，这对于实体经济才可能实现良性循环。
因此，对于全国的经济来说，不仅仅是房地产行业，都极其期望国家对金融政策进行改革，否则传导到末端，还是消费者买单。
房地产行业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是因为最根本的国家保障房建设严重滞后和巨大的断层所致。“现在的问题是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没有妥善解决，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并非没有成功的案例参照，例如新加坡、中国香港。”颜勇说。
而解决问题就是加大保障房建设。颜勇表示，如果当初政府对于每一块土地的出让都对开发商有20%建设保障性住房的“规定性动作”的要求，那么以现在新亚洲体育城500万平米的建筑面积来算，将能有100万平米的保障房供给，这部分住房由开发商建设后政府回购再进行分配，那么将可以让低收入阶层在享有公平的住房机会的同时，也可以享有相同品质的住宅条件、学校、医院等相同的生活配套环境。这种配置方式，可以避免低收入阶层集中被安置到城郊偏远区域形成“贫民区域”，为社会贫富分化和社会安定埋下隐患的可能。
不过，云南省最近对于保障房建设的规定是，开发商在新建商品房中要配备5%公租房。
但对于5%的规定曾有开发商评价，对于开发商来说，如果已经拿了地，那么他会把这个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如果是新拿地，在现在的宏观政策调控下，开发商也会自己算一笔账，从而放低地价。政府的土地收入便减少了。
颜勇的这一观点在外人看来显然具有理想主义和浪漫色彩。不过颜勇强调，这并非不现实，只是因为中国保障房建设严重滞后而长期缺失这一制度，所以让人感觉难以接受，但对于政府来说，保障房建设是现阶段最需要恶补的功课。
转型寻找生存空间
在中国，大多城市功能只是单纯地满足人们的最基本需求，而没有真正能够让市民有安居乐业的感受。昆明也不例外。
基本居住需求的问题是保障房建设的缺失，而安居乐业则指向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另一个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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