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是将来改革的难点。一次分配的重点还是要讲效率，二次分配则需要政府设立一个好的机制来让富人多出点钱，转移给穷人]
十八大报告坚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也重申了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两者成为政府制定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重要考量因素。
下一步改革应该吸取以往的哪些经验和教训？应该如何对上述两者进行平衡？政府应该采取何种政策来缩小收入分配的鸿沟，如何能做到让“富人多出钱，穷人少出钱”？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经济学家厉无畏。
仍然要“防左”
第一财经日报：你对中共十八大报告的总依据有何感触？
厉无畏：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
这让我想到小平同志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曾说过，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既要“防右”也要“防左”，但主要是“防左”。这个论断在当前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随着时代的发展，“极左”的表现虽然比大跃进和“文革”时期有所减少、形式也发生了些变化，但这种思维方式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某些人群中。
在我看来，现在的防左主要是指加快发展和改善民生不能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他还强调三个“不仅而且”：一是不仅在经济建设中要始终牢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也要牢牢记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二是不仅经济总量低的时候要牢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总量高的时候也要牢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是不仅在部署长远工作时要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日常工作安排时也要牢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日报：那您认为，“左”在当前表现为哪些形式？应该如何“防左”？
厉无畏：当前“左”的表现大致为三种形式。首先是超越我国现阶段的时代特征，在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上进行“大跃进”。比如收费问题，很多项目都要求免费，有些是“过头”了。(大跃进时说吃饭不要钱，然而一年后饭就不够吃了，甚至饿肚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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