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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协商经验”不能捂盖被子。在各地都或多或少发生着拆迁钉子户显现的时候，温岭方面有责任将“民主恳谈”、“民主协商”的全过程详详细细地进行公布，将经验借鉴给更多的地方，也能让我们在今后看到更多地和谐拆迁场景。
二是“思想过程”不能简言化之。当地表示“在这一事件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之后，市委、市政府第一时间果断决策，始终要求相关部门反复耐心地劝导，直至做通思想工作。这是温岭推进协议拆迁、依法拆迁、和谐拆迁的一个成功案例。”既然是反复做工作，必定过程是艰辛的，民众最想知道的是如何做的“思想工作”，让这位全国都很出名的钉子户，由“坚决不拆迁”转变成“在原来标准”的同时，突然发生了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弯，这个弯子转得有点陡，陡的让我们有点摸不到头脑。
三是“一视同仁”不能牺牲利益。温岭方面说：“450多户村民一视同仁。如果有一户政策有所改变，势必对其他村民造成不公。”房屋拆迁费用按每平方米补偿300元，另加内装潢补助。这样的标准和眼下的房价相比显然不能成正比，尽管是公益工程，公益工程也不能牺牲公众利益，也不能让百姓的财产无端缩水。打个粗俗的比方：100户居民家都养了一头猪，而一头猪的价格在2000元，你偏偏要100元一头买走，99户都同意了，就有一户偏偏坚持要卖2000元一头，你能说2000元一头的价格对其他人不公平吗，这样的不公平的“成就者”是谁？
最牛钉子户，在原来标准的基础上被“摆平”了，不知道谁是胜利者？结果我们已然知道，可是，是不是还欠公众一个详细的民主过程、商谈过程、思想转变过程！当然，笔者丝毫没有任何怀疑的地方，只是这个详细过程我们有权力知道而已。
郭元鹏
延伸
有没有第三条出路
拆迁之所以屡屡成为公共事件，在于博弈过程“快餐化”，大家太过看重速成的结果，不是鱼死网破、就是玉石俱焚。在一般的谈判中，大抵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要么听拆迁主导方的意见，倾向于所谓“公共利益”；要么迁就住户的诉求，“破财”了事。
有无相生，长短相形。按照《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钉子户”是在城市建设征用土地时，讨价还价，不肯迁走的住户。但问题是，在公共议题越来越达成共识——“没有刁民，只有刁官”的背景下，为什么只有“钉子户”、而没有“钉子部门”、“钉子政府”呢？在民主法治的范式里，“钉子户”当然不是公众的眼中钉：日本东京成田国际机场1号跑道因为“谈不拢”而拖了十多年；在美国华盛顿的马塞诸塞大街上，“钉子户”小楼与摩天大厦相得益彰……撇开具体是非不说，尽管我们不提倡“钉子户”，但其存在本身确是一种进步，起码说明这个社会开始尊重私产了。正如英国《每日电讯报》直言：“真难想像中国人竟绕着房子修出一条路，感觉中国的人权比英国的好多了。很快每天都会有成千上万辆汽车与这座楼擦身而过开往温岭火车站，这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个好机会，我们可能会在一楼开一家顾客免下车小卖店”。
问题总是要解决的。“钉子户”是合情合理的过程，但终究不是理想主义的结果。现在的问题是，“钉子户”还有没有第三条出路？发展中的拆迁不可原罪，“钉子户”也未必都蛮不讲理，如何构建一种救济制度——让地方部门与“钉子户”能在谈判失败后，继续坐下来谈出彼此接受的结果，这也许是很多城市都该思考的现实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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