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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地，蔡珠祥是风光无限的手扶拖拉机手，但是到了香港，他成了一文不名的下层劳工。和很多逃港内地人一样，蔡珠祥在香港只能从事一些廉价劳动力的工作，洗碗、粘纸盒、做清洁，不过干得最多的还是建筑工，因为挣钱更多，每月300元。对于年轻的他来说，有力气，身手灵活是最大的优势。当时内地对香港的宣传是黑社会横行，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然而令蔡珠祥惊讶的是，这里的生活水平比内地高许多，香港居民还用上了洗衣机和电视机。
生活在一水之隔深圳的张莲好的日子也不好过。在以宗族关系为纽带的农村，她作为一个外姓女人，带着一双儿女，跟村里人的关系并不好，还受到排挤。有蔡屋围村的村民猜测，这也是后来张莲好下定决心要争取赔偿金、坚决不要物业补偿回迁的最主要原因，她不愿意再与村里人住在一起，她要在拆迁中扬眉吐气。
1974年，香港政府实施“抵垒政策”，内地非法入境者抵达市区，只要能够接触到香港的亲人，就可以登记领取香港身份证。而在该日期之后抵港的非法入境者，则会立刻遣返内地。这一年，蔡珠祥得到了香港居民身份证。然而，他没有想到香港居民的身份，令他在1992年深圳农村城市化改革中，失去了在村股份有限公司分红的资格。不过，也正因为这个身份，为他在后来拆迁的博弈中得到了特别的关注。
1979年初，在朋友的建议下，这个血液中流淌着冒险基因的年轻人决定展开更远一次的冒险——偷渡美国。但是，这一次他阴差阳错地来到了南美国家厄瓜多尔，与家人彻底失去了联系。在南美的近10年中，蔡珠祥甚至放弃了回国的念头，与当地人结婚生子。直到有一天，一个广东华[简介最新动态]侨告诉他中国已经改革开放，深圳成为经济特区，已经不是他离家时候的样子了。
1988年，蔡珠祥从南美飞到香港，过境回到深圳。关于他回来的方式，村里人有两个说法，一是他购买了一张从厄瓜多尔飞往香港的机票，返深；二是张莲好借了2万元美金，去厄瓜多尔把阔别多年的老公接了回来。那一年，蔡珠祥38岁，张莲好41岁，他们分开已经整整16年了。此后，他再没有见过自己在厄瓜多尔的孩子。
包租公
1996年，蔡珠祥和张莲好花了100万元，将之前的小楼拆除后重新建起了一幢6层小楼收租。蔡珠祥和张莲好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富足和安定，蔡白天去喝茶、四处逛逛，张则每天去荔枝公园散步、偶尔和村里人打打麻将。
蔡珠祥在外漂泊，也许他并不能完全理解妻子在家的艰辛。一个外姓外地女人在村里孤立无援，举目无亲，最多的时候她做了包括清洁工在内的五份工，生活仍艰难坎坷。1982年，她用自己打工的积蓄和丈夫寄回来的钱，在80平方米的宅基地上建起了一栋两层小楼。在几个受访的村民记忆中，这个女人的性格也越来越“硬”，有时候甚至执拗，很难说话。她在村里很少和别人搭讪，也很少与人产生矛盾，每天早出晚归，行色匆匆，异常忙碌，脸总是绷着，前额的头发倔强地立着。她就像热闹的蔡屋围村中的独行者。
1992年，深圳开始第一次城市化改造，4万多持农村户口的“农民”一次性转为城市户口，在原村委会基础上也组建了股份公司，村民参与分红。但是，由于张莲好不是“本村人”，蔡珠祥又是港人身份，所以他们二人均不能参与村股份公司的分红。虽然，农村变成了城市，村民变成了市民，但教育、医疗、养老等均没有纳入城市化管理，村股份公司也没有摆脱以宗亲为纽带的血缘股、家族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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