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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平方米五六千块钱，别说在北京三环、四环，就是在昌平，想买有产权的商品房，这价格还得再翻个三四倍。”老赵说，当时买这套房子也仔细盘算过，况且这边交通不错，从地铁站出来，步行才1.4公里，“基本上算是出门就能坐地铁。”
不过自从买了这套房，老赵就陷入了忐忑。
2012年9月17日，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在其官网公布：“北京市集中开展清理整治利用集体土地违法建设销售工作，初步清理出自2008年以来在建在售的79个违法占地项目，其中昌平区查处的违规项目最多……”
在这份名单中，于辛庄有三个项目在列，分别是绿城新干线、翠湖新城和于辛庄村回迁楼。老赵买的正是翠湖新城，虽然官方从未明确说“清理整治”就是要“拆房”，但是自己买的小产权房被点名，老赵确实有些后悔。
不过“点名”后不久，翠湖新城就改了名，转身成为“于辛新村”。预感到这次清理力度会很大，老赵不敢再等房价涨了，去年9月底就将房子挂到了中介公司往外卖。
“我的房子是75平方米，标价65万，当时以为卖出去不成问题。”老赵说，结果三等两等都没有人看房。
如今，老赵每天往中介公司打电话，卖房是“头等大事”，“今天有去看房的么？诚心买的话，价格可以再商量……”
老赵常用“心急如焚”来形容自己的心情，因为国土资源部、住建部还把督办“小产权房”的点儿选在了于辛庄。北京市国土资源局更表态称，坚决清理整治小产权房，对新增小产权房“零容忍”，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房子卖不出去，我很着急，怕砸在手里，一准儿亏。”老赵说，于辛新村的家自己还从来没住过，但现在只想着能早点儿卖出去了。
小产权房的生长逻辑
走进于辛庄，墙角旮旯里到处贴满了出租房屋的小广告。这个远离北京市区，隐藏在繁华都市背后嘈杂、混乱的村落，因为背靠地铁昌平线，早已成为新的“城市蚁族”聚居地。
张凤翔大学毕业后就留在北京打工，三年前海淀唐家岭拆迁改造时，他从唐家岭搬到了于辛庄。
“村里到处都是小摊小贩，生活虽然拥挤，但却方便、实惠。”张凤翔说，他现在每月三四千元的收入逼得他在租房时很看重“实惠”。
在村里一条坑坑洼洼的主路上，沿着路两旁的摊贩商铺，上面四层、五层小楼都是房主自建的，作为一个住了3年的老房客，他非常理解房主盖的这种“筒子楼”，“多盖出几间房，可以租给更多的房客。”
这种实惠论最恰当地解释了小产权房生长的逻辑。作为现代化进程中城市与农村博弈的产物，小产权房总是在城乡接合部集中生发，它出现的根源就是城乡二元土地制度。与价格奇高的商品房遥遥相对，小产权房价格更亲民，一个“小”字，则点出了其在制度合法性上的缺失。嫡庶有别，其中被掩盖的，则是一个个个体不同的利益选择。
楼下吃完一碗牛肉板面，张凤翔回到了租住的小屋。这是村民加盖的自建房，他的房间在五楼，走到二层时，不小心被堆在狭窄过道里的行李箱和被褥绊了一个踉跄，他知道这是又有新邻居要入住了。
“整个楼层只有一个公共卫生间，在楼梯口旁有两个水龙头，可以洗漱使用。”这时传来房东的声音，当年房东对小张也是这样嘱咐的。
顺着楼梯爬到五楼，走廊两边并排着六间房子，小张住在最靠楼梯口的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屋里，小张的“家当”简单到极致，只有一张单人床、简易衣橱、电饭锅和烧水壶。
这里的条件很差，比如洗澡，小张说在冬天，这算是一个“奢侈”的项目。他平均两个周才洗一次，“出租房里没有洗澡的地方，平时洗澡要到外面的浴池。”
不过房租倒是与这个条件很相称。一季度的房租，算上水电费、上网费，小张一共掏了2100多元。“房租不算贵，每月才300块钱。”小张说，“主要是冬天还得每月交200块钱取暖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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