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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以上分析，我们发现，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已经出现了几个重要的新现象和新特点：(1)经济增长率明显下降，工业企业利润保持合意增长；而在理论上，经济增长率处于下行周期时，企业利润也会随之下降。(2)经济增长率和投资增长率明显下降，物价水平持续低位运行、就业势头良好。根据所谓菲利浦斯曲线，通胀率下降时，失业率往往会上升。中国通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新组合表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并不必然会因抑制通胀而带来失业率的上升，或者因降低失业率而带来相应的通胀。(3)货币流动性出现了趋势性下降。由于M1主要由流通中现金与企业活期存款构成，它们是中国经济最主要的交易媒介，因此，货币流动性的下降既可能反映了中国经济交易效率上升，也可能是中国经济交易活动下降的结果。但我们认为，将宏观经济指标结合起来看，原因更可能是前者。(4)经济增长率明显下降，物价水平持续低位运行，短期利率高企；债券的期限利差逐渐下降，债券收益率曲线平坦化。这一点与国外的情况恰恰相反。例如，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短期债券收益率大幅下降，长期债券收益率虽然也有下降，但长短期债券之间的利差在经济下行周期中有所扩大。这正是伯南克在2011年采取扭转操作，以短期国债置换长期国债的重要原因。(5)虽仍有大量贸易顺差，但外汇储备增长缓慢。我们认为，以上几个新特点，是政府在经济新常态下实施宏观调控应当给予高度关注的。
逐步降低存准率是未来货币政策调整的中长期趋势
12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分析2015年经济工作时指出，要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思路”，“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因此，“稳健”无疑将是2015年货币政策的总基调。
在“稳健”的总基调下，根据上文所总结的中国宏观经济新特点，虽然在“三期叠加”中经济仍面临复杂的下行压力，但目前各类宏观经济指标组合是过去十余年里最好的，这是近两年来坚持稳健货币政策来之不易的成果。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认为，2015年并无对货币政策激进放松的经济与政治要求。
2015年货币政策的“靶心”将在很大程度上仍着眼于解决“融资难、融资贵”。但必须认识到，“融资难、融资贵”并不主要是由货币政策“紧”造成的，因此，单纯放松货币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运行中的这一顽疾。综合以上判断，我们认为，2015年即便还会采取降息行动，可能最多只有1-2次。同时，利率政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可能就是让住房抵押贷款利率与一般工商业贷款利率机制逐渐并轨，即央行放开住房抵押贷款利率的下限管理，让商业银行在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上更为充分地竞争。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除了存贷款基准利率外，央行在利率政策上没有其他选择。根据上文的分析，现在除了利率水平总体处于较高水平外，更重要的是短期利率相对于长期利率偏高，导致了收益率曲线的扁平化。鉴于此，在2014年11月的降息行动之后，更有效的货币政策要求央行加强公开市场操作的利率引导能力。根据我们的分析，尽管2014年公开市场操作在引导市场利率方面做了积极的探索，但总体效果并不明显。因此，我们认为，接下来公开市场操作不仅要适当增加适度投放基础货币的力度，引导货币市场利率合理下行，同时也要通过更多不同期限的现券操作来引导短期政府债券收益率下降，改变目前略显畸形的债券收益率曲线；也可以将金融机构债券纳入公开市场操作对象，通过该操作影响包括国开行等在内的金融机构债券收益率及其负债成本，并进而引导贷款利率的总体走向。
在完善公开市场操作体系同时，应当适时启动存款准备金率的正常化程序。中国现行的高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是在人民币大幅上升预期下央行票据冲销流动性捉襟见肘时的权宜之计，央行希望通过法定存款准备金达到对过剩流动性的深度冻结。但是，中国畸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带来了一些扭曲性的影响。由于央行对法定存款准备金只支付极低的利率，高法定存款准备比率政策提高了商业银行的机会成本，这又至少直接造成了两方面的后果：要么人为地制造存贷款利差给予商业银行相应的利益补偿(即利差管理)，要么商业银行为了追求利润目标而更大幅度提高贷款的利率，从而加重实体经济融资难与融资贵的问题。可以说，过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的利率(尤其是存款利率)市场化进程。
另一方面，将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降至正常水平的条件也在逐渐成熟。首先是国内宏观经济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中国经济已经迈入新常态，以改革促调控、总量稳定和结构优化已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思路；经过十余年高速发展，中国房地产市场开始步入平稳时期，以原油为代表的全球大宗商品持续下跌，稳定了通胀预期。其次，在全球经济再平衡过程中，随着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变化、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的深化，日益增多的国家和地区在贸易、投资中使用人民币作为计价和结算货币，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发挥在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中的国际影响力，中国逐步将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降至合理水平的条件也在日益成熟。
因此，逐步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将是未来货币政策调整的中长期趋势。我们认为，鉴于现在各项存款已达116万亿元，为了避免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的调整对经济和金融市场带来较大的冲击，可考虑每次以0.2或0.25百分点，而不是0.5个百分点的力度降低存准率。有序而缓慢地使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正常化，可以进一步降低商业银行的准备金(机会)成本或其负债成本，不仅可能会使市场利率、贷款利率中枢下行，而且也为下一步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创造有利条件。我们认为，和将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从6%提高到20%以上花了8年左右的时间一样，要将其正常化到一个合理的水平，所需要的时间可能会更长。
最后，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完善中央银行与公众的沟通。随着信息经济学理论在货币政策中的应用，越来越多的中央银行在不断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强化和完善货币当局与公众之间的沟通，达到更好地引导和管理公众预期的目的，并进而提高货币政策的效果。尤其是，在2008年的次贷危机以来，作为透明度与沟通的新形式，前瞻性指引逐渐成为货币政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新世纪以来，中国也积极吸取了国外货币政策透明度与沟通的有益形式，对完善中国货币调控机制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在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与完善沟通方面可有进一步的作为。例如，更及时地公告央行通过各类贷款工具提供的流动性支持、更及时地澄清市场传闻，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很容易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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