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儿”本是北京方言，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最初指的是商店或路边小摊雇上一个或几个人，假装成顾客，作出种种姿态，引诱真正的顾客购买其产品。
如今，几乎各行各业都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托儿，如房托、医托、婚托，甚至拍卖行业也有“拍托”，而现在盛行的手游也有“手游托”。
托儿在社会上大行其道，实践中受托儿所害的例子也随处可见，但真正受到惩处托儿的少之又少。盖其原因，一是在法律上，并没有专门针对托儿的规制；二是实践中，消费者被骗后很难取证。
但存在并不代表就是合理，托儿这种行为如果涉嫌违法理应受到打击，长期存在的执法困境也理应得到重视。
近年来，随着炒房团的出现，一批由炒房团滋生出的专业项目推介、组团看房、购房的产业链渐渐兴起，媒体把这个群体称为“房托”。
更为隐秘的是，在传统职业房托走俏的同时，网上职业房托也应运而生。一些开发商雇用网络房托(也称网络水军)，专门在专业网络媒体上制造“舆论”，从而为房价上涨造势。
曾经做过网络房托的王伟在天涯上发帖，细数了网络房托的工作方法和细节。
王伟说他不方便透露公司的具体信息，但他所说的都是自己的亲身体验，之所以要讲出来，只是因为良心发现，不再当房托，也不想再违背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良知。
王伟的这条帖子引起广大网友的讨论，也把房托这一职业再次带到公众的目光下。
房托兴起
王伟说自己是误入房托这一行的。
初到北京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看到网上一则广告招聘网络文员，主要负责网站新闻的更新工作。
工作要求很简单——会上网发帖，懂基本的经济常识。
平时就比较关注财经、房产等经济新闻的王伟，决定一试。
经过简单的面试，王伟轻松地得到了这份工作，工资是1200元，如果绩效好，还可以有提成。
怀着一腔热情开始工作的王伟，工作后才发现他所做的工作不是新闻更新，而是专门针对房地产的发帖、顶帖，“也就是网络房托”，王伟说。
虽然一开始就有点反感这份工作，但初来乍到北京，想着能早点有一份工作总是好事，于是王伟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一干就是一年。
显然，王伟不是第一个房托，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房托的历史，最早或许可以追溯到温州炒房团。
2010年，一位在温州当地从事房产报道的媒体人士就曾剖析说，温州最早由媒体组织的“看房团”，后来逐渐演变成“炒房团”，也有人专门从事炒房中介事务，成为了“专业房托”。
如有的人专门与房产商接洽，承接举办推介会的项目并找好场地，有的人则专门负责邀请有实力的温州老板来看项目。
如果推介会需要温州当地媒体报道，开发商必须投放广告，这使当地一些平面媒体成为获益者。
“某报整版彩色封底广告的价格已经高达15万元以上，而且不打折、必须先付款。地产广告成了报纸的主要创收源。”上述媒体人士说。
一些组织推介会的机构，甚至给内部员工发放补贴，并通知员工把家人带去，形成人数众多的“房托族”，营造一种项目火热的假象。
而外地楼盘对温州打折都在六七折，高于他们在当地的销售价和对外报价。只要有成交量，“房托族”和开发商就开始借题发挥，炒作“温州炒房团东山再起”之类的话题，煽热楼市。
此外，温州数量众多的民间组织中有些人打着“炒房团”旗号招摇撞骗，混淆视听。值得深思的是，许多开发商知道并认可房托现象。
曾经有温州炒房客表示，目前高调见诸报端的温州炒房团以房托居多。这些房托收取的是房产商的“出场费”，每人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视促销业绩而定。
在楼市交易冷清的当下，组织“房托儿”制造“小阳春”假象，成了一些开发商促销的重要手段。
2011年，广州《信息时报》的记者曾去卧底当了一回房托，发现，在一些商铺的销售现场，绝大部分都是房托，一旦有真的顾客上门，房托就会认真上演一出选房、购房大戏。
“假面舞会”
当然，“房托儿”并非楼市遇冷时才有，交易旺季也有推波助澜者。
据业内爆料，北京奥运会期间，北京房价暴涨过程中，新楼盘尚未开盘，售楼处就排起了长龙；一些新楼盘预售当日，销售表上便显示几百套房子几乎已经销售一空。
而这些其实都是开发商“托市”的手段，也被称作一场“假面舞会”。
相较于传统房托的“专业性”和“知名度”来说，网上职业房托的准入门槛更低，工作内容也更为简单。
王伟轻易获得网络房托的工作后，每天工作约8个小时，主要是在各大论坛里大肆渲染房价上涨论，制造楼市多么火爆、房价还要上涨的气氛，充当着水军的角色。
他们工作时，通常是3个至5个人为一个小组，互相打场。
当出现质疑声音时，其他人就开始声援，甚至是围攻“唱空”的人，以达到一种房价暴涨是合理的结局。
他们业绩的好坏就全凭这些帖子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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