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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房：近的挤而贵 远的奔波无尽头
“一想起租房、搬家，我的头就疼。”已在北京工作两年的陈旭是一名来自山东的“北漂”，谈到自己的租房经历，他用“多灾多难”来形容。
前年，陈旭到北京实习，在中关村附近租了一个床位，月租金400元。不久，陈旭发现自己的物品不断丢失，“mp3、刚买的书、玩偶，还有500块钱，都不见了。”陈旭说，“在那儿住的两个月中，至少丢了2000多元的钱物。”
陈旭只好搬到朋友那里，这是一间位于大屯路东面积仅8平方米的隔断间。陈旭入住后，与朋友分担800元的月租金。“两室一厅被隔成了五间房，住着9个人。”陈旭说，他的房里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外，什么都没有，也放不下其他东西。
由于租客众多，陈旭每天洗澡、上厕所都要排队。换衣服、打电话则要在室友眼皮子底下进行。晚上，隔壁屋内的呼噜声清晰可闻。种种处境让陈旭“抓狂”。
工作半年后，陈旭有了5000元积蓄，第一个想法便是换房。经过一番寻找，他搬进四惠附近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房间，月租金1100元。这套三居室里只住了五六个人，“最起码有个实墙了”。
但好景不长，在租住合同到期前，房屋中介通知他，如果续租，需要每月加400元租金。他试图和中介讨价还价，但得到的回应却是“爱租不租，想租的人多了”，陈旭只能再次搬家。
这一次，陈旭把家搬到了通州北苑。他想，搬得远一点，房租会便宜些，居住条件也会好一些。通过中介，陈旭住进了一套与房东合住的两室一厅，月租金1350元。
住房空间相对宽敞了，但每天距离遥远的上下班路却让他颇感疲惫。陈旭每天早早起床，挤地铁、倒公交，一个半小时后才能赶到位于西三环附近的公司。往返至少要花3个小时，“每天回到家都筋疲力尽”。
私企青年人才 群租比例最高
自去年4月起，北京市团委与市政协社法委青少年工作小组发放了5000份问卷，对北京市青年人才租房情况进行调研，调研重点对象为出生于1980年以后、年龄在16周岁以上、受教育程度在大专以上的在京工作青年群体。
调研发现，北京青年人才主要通过三种方式解决自己的住房需求，即居住自有住房、与父母亲戚同住、租房居住。其中，超过半数的青年通过租房解决住房问题。
同时，外来非京籍青年主要依靠租房居住的方式解决住房问题，占比超过八成。
调研报告显示，通过对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企和集体企业、外资及合资企业、私民营企业工作的五类青年人才住房状况的比较发现，两类青年群体住房压力最大。
一是私民营企业青年人才，尽管其学历为大专及以上并有稳定就业、不低的工资收入(平均5109.8元)，但其租住条件相对较差，租住群租房、农村低矮平房和地下室的比例高达16.9%。
二是党政机关青年人才，有超过三成的人依靠租房解决居住问题，其中单身青年的房租压力最大，租房支出占个人总收入的43%。而已婚青年月均房租达3003.9元，在五类群体中最高。低收入与体面住房要求之间的矛盾使他们承受着较高的经济压力。
住房成财富身份地位的象征 已影响青年婚育
“如果中国的年轻人都为住房焦虑，哪里还有梦可言?让年轻人敢于追梦，敢于圆梦是我们的初衷。” 青年问题专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廉思教授指出。
他认为，各大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在近年来不断攀升，导致当前中国城市青年住房面临着住房的拥有、支付和租房等三大现实困境。
首先是供需失衡所导致的住房拥有困境。很多城市的住房市场都面临着供需失衡的情况，住房进而成为一种稀缺性资源，房产也因此被赋予了更多的投资属性，使原本失衡的供需关系更加复杂化。
其次是房价畸高所导致的支付困境。城市青年住房问题的实质是住房支付能力不足，就是购房能力的显著不足和租房能力的隐性不足并存，而且随着通货膨胀和房价的持续走高，青年住房支付能力总体上存在着下降风险。
再次是房源空置所导致的租房困境。既有研究和调查数据表明，我国各大城市都存在房屋空置问题。空置的住房更多地被当作保值增值的投资品，其资产属性突显，而实际供人居住的实用价值则相应弱化。住房在销售后长期无人居住，即没有快速进入二手房交易市场进行产权流通，也没有进入租房市场进行使用权流转，造成了房源的闲置与浪费，恶化了供需关系，导致了青年租房困境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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