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就业市场上，农民工“用工荒”与白领岗位短缺情况并存。
近日，中国社科院在京发布《中西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处境与对策》一书，其中一项“中西部农民向城镇转移意愿分布”调查显示，“很想”向城镇转移的农民工占11.83%，“比较想”的占21.73%，“一般”的占17.45%，“不太想”的占24.82%，“完全不想”的占24.13%，约一半农民工不想进城，另外66.1%的农民工认为到了一定年龄就想回乡。消息发布之后，在网上引起热议。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7747万人，比上年增长1.3%。其中外出农民工16884万人，增长0.4%。大幅低于过去5%左右的水平。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落实放宽户口迁移政策，合理引导农业人口有序向城镇转移，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先后有20多个省区市出台了省级深化户籍改革实施意见，尚未出台的地区大多也会在近期出台。
不过《人民日报》2015年12月27日的报道显示，四川省统计局对成都、绵阳等9个城市进城务工人员调查中，53.8%的受访者不愿将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
《中山日报》2014年6月5日的报道中，国家统计局中山调查队2014年以问卷调查和实地走访的形式，对中山市农民工进行了调查，当问及“您是否希望在城镇落户”时，大部分农民工表现平淡，市民化意愿较低。其中，只有41.5%的人表示希望在城镇落户，20.7%的人明确表示不希望落户城镇，37.8%的人表示暂时没有考虑过要在城镇落户。
根据公开数据，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接近2.69亿人，其中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约1.3亿人，占农民工总量的46.6%。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副研究员张自然曾表示，根据调查，占总量一半左右的1.4亿老一代农民工（1980年前生），不一定都愿意将农村户籍转为城市户口，一些80后以及此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也不愿意。
《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5年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6.10%，而按照2014年3月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目标，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要达到这一目标还需付出很大的努力。
是什么影响了农民工进城的积极性？
四川省统计局对9个城市进城务工人员的调查数据显示，在农民工不愿落户城市的原因中，43.6%的受访者认为城市生活成本高，38.5%的受访者认为农村和城镇户口差别不大，37.8%的受访者想保留家中土地承包权，为自己留一条后路，33.7%的受访者觉得农村土地有较大增值潜力。
社科院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农民工不愿外出打工的前5位因素分别是：年纪大了（20.63%）、父母子女无人照顾（18.12%）、缺少技能（15.94%）、农活儿离不开（10.03%）、对城市不熟悉（8.93%）。其中，年纪大了而返乡是农民工市民化未完成的表现，父母子女无人照顾等问题都与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有一定的关系，缺少技能、对城市不熟悉也和农村教育落后有着相当大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曾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不仅是大城市，即使是小县城打工的农民工，也并非都愿意变成城市市民。他介绍，在很多县城，很多农民工考虑到自己有承包地、宅基地以及集体收益分配权，不愿到城市成为市民。有农民直接对李扬讲，不当城市市民好处多，因为在农村不一样，有地就有钱，有地就踏实。
诸多现实环境、制度障碍阻碍了他们进城的步伐，减弱了他们进城的意愿。城市难留，家乡难舍。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认为，农民真正关心的是“农转非”能够带来什么，增强农民“农转非”的意愿关键是要算清账。城市逐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变农民主要依靠家庭保障的传统方式，加大保障房建设力度，将农民工纳入各类保障房体系中，提升城市对农民的吸引力，让新市民共享城市公共服务，真正在城市“安家落户”。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此前接受采访时认为，要从户籍制度、社会保障的统一、降低房价、农村土地的产权保障、教育、就业、调整劳资关系、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水平等方面来提高城市化率。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要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完成约1亿人居住的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
地级城市是农民工落户首选地区。据国家统计局中山调查队的调查，在表示有落户城镇意愿的受访农民工中，地级城市受到最多农民工的青睐，占64.7%，其次是县城或建制镇，占17.6%。而希望在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省会及副省级城市落户的人分别占11.8%和5.9%。
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徐林在前不久的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上曾表示，今年城镇化的重点工作之一，即是创新行政管理体制，探索形成新型设市模式，逐步改变按行政等级配置公共资源的管理体制，对经济总量大、吸纳人口多的县和小城镇，赋予其与经济总量和人口规模相适应的管理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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