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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新工具都具有定向释放流动性的特点。华夏银行发展研究部战略室负责人杨驰在接受《经济参考报(微博)》记者采访时表示，结构调整一般不是央行的调控目标。因此，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难以实现新的调控要求，这是摆在人民银行面前的一道难题。可以预期，央行将创设更多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使用定向手段来实现结构调整的目标。从MLF、PSL和SLF的实施来看，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使用力度明显加大，体现了服务结构调整的意图。同时，透明度也在提升，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
而更重要的是，非常规工具的创设和使用释放了强烈的利率引导信号，尤其是中期利率引导信号，这也意味着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框架正在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型。实际上，央行在2003年、2004年就强调过，货币政策要从数量型工具更明显地转为价格型工具，但是由于中国长时间存在国际收支顺差，为了实现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渐进性，央行不得不大量购买货币从而被动投放基础货币，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得货币政策没能实现向价格型工具的转变。不过，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外汇占款低位增长给了货币政策工具向价格型转变的机会和可能。
实际上，央行行长周小川的多次讲话明确指出这一转型意图，而央行在今年年内不止一次引导正回购利率下调也被市场理解为是变相降息。
展望货币当局应发挥更多主动性
“定向”一时风靡市场，不过，市场对于各类定向政策的效果仍然存疑。11月的全面降息曾被某些市场人士解读为“定向政策的边际效用递减”。
央行货币政策报告指出，货币政策主要还是总量政策，其结构引导作用是辅助性的。定向降准等结构性措施若长期实施也会存在一些问题，如数据的真实性可能出现问题，市场决定资金流向的作用可能受到削弱，准备金工具的统一性也会受到影响。中长期看，经济内生增长动力的增强、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型升级、信贷资源投向的优化，根本上还是要依靠体制机制改革，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业内分析人士认为，目前金融结构的矛盾在于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低，而这些源自过去金融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与此同时，金融风险和债务问题从数据上看并不明显，但这似乎就像“皇帝的新装”。
“这些年来，金融资源在不同行业间的不合理配置，已导致了中国经济的结构失衡，这背后正是与一些地方政府掌握大量投资资源并强调大企业战略有关，归根结底与我们的金融体制有关。”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一位研究员表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煜辉(微博认为，考虑到目前经济下行压力很大，对冲政策是有必要的，但也要尽可能让市场主体来发挥决定性作用，比如，可以通过货币政策操作降低财政融资的成本，来帮银行解除资本约束、坏账、贷存比等枷锁，如果未来大量潜在坏账留在银行体系内将是非常危险的。“明年监管层对金融体系内存量资金的调控会贯穿全年，资产证券化是手段之一。”刘煜辉判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微博)认为，金融风险的化解从根本上有赖于更加富有效率的金融市场和更加市场化的金融机构，消除资金价格的双轨制，引导资金按照市场规律优化配置，因此，必须要深化金融改革，加强对融资主体和金融中介的市场硬约束，强化市场纪律，从源头上控制金融风险的形成;对存量的资产，可以采取更为市场化的方式来处置消化。
“周行长一直在讲要‘开前门，堵偏门’，央行也强调推进市政债机制的创立来替代现有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这些都是金融改革中的一环。未来，央行有必要准备一套非常规的货币操作机制，来应对宏观条件的不确定性变化。比如，建立短期利率走廊，在有风险外溢的时候，及时向处于困境的金融机构提供必要的流动性支持，或者向金融市场及时注入流动性，或者提供窗口指导。在转方式、调结构的过程中，应该发挥货币当局更大的主动性，积极引导资金流向，引导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降低。”刘煜辉分析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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