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次的合租生活刚满一个月，于亮的房东临时变卦说要卖房，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于亮和同事被房东赶了出来，“当时特别崩溃，急着找房连理论的时间都没有。一听说附近小区有一套带阁楼的两居室，我们仨挤着住了进去，大家每个月轮流住里面条件最好的大卧房。”于亮说这一次的灾难遭遇，让他真正开始把自己定位成北漂一族，“以前虽然嘴上说北漂北漂，但总觉得是在说别人，那些比我更惨的人。但那次搬家，我觉得我自己也已经很惨了。”
于亮第二次合租的房还算“高档”，1500元的大卧室里还连着小卫生间，但房租开支已经超过他工资的三分之一，所以为了节省日常开销，一整个夏天他都没开过家里的冷气。“高档”小区住了半年，房东提出要涨房租，于亮算了下房租一涨又要超出自己工资的负担，连忙准备第三次搬家，搬进了位于城乡结合部的筒子楼，“当时算了下，筒子楼一个月800多，加上供暖费，差不多1000元，还能维持原先的收支平衡。”但这一次的住房，却远远偏离了公务员的“体面”生活，20多平方米的房里夹着厕所和厨房。“当时哪还想什么体不体面，便宜就行了。”
在筒子楼住了两年多，考虑要结婚，于亮今年向家里借了笔钱，准备贷款买下远郊一套60平方米左右的婚房，“就凭我这点工资，没有家里支援，首付根本垫不起，后面每个月4000块钱的房贷，我还得靠老婆一起分担才行。虽然房贷压力很大，但总不能在筒子楼里结婚啊。”
于亮说，他这几年对搬家这件事深恶痛绝，但公务员工资的涨幅根本跟不上房租的飙涨，只能一次次地搬，一次次地扔破烂，“公务员没大家想得那么体面，我就是个很好的说明，一路越住越差，越住越不体面。但我现在心态很平和，因为大家普遍就是这个状况，在北京混的同学也没有谁好哪去。还记得以前住在筒子楼里，邻居是卖菜的，楼下几户都是公务员。”
民企职员：经常把手机放窗台上收短信
春节期间，赵鹏(化名)回到了东北老家，他的卧室有十几平方米，而这是他在北京租住的整间房屋的大小，这个被他称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房子，除了一个能放张床、衣柜、书桌的卧室，还有个厨房和卫生间。这间略显局促的屋子，已经是他在北京4年时间里居住条件的巅峰。
2010年，赵鹏结束了在中部一个地级市的销售员生活，来到北京，“这边机会多一些吧，”在最初找工作的时光里，没有收入的他住在已婚的姐姐家，几个月后搬出来了，“感觉不够自由。”
找到了在旅行社的工作后，他在离天通苑3站公交的城中村找到了房子，这里位于五环外，每天上班需要挤公交然后挤5号线，花费一个多小时。这里是城中村用于出租的典型板楼，格局让他想起上大学时的宿舍，每个租户一个屋子，包含一个局促的卫生间，但是不能洗澡，房间里也没有热水，更悲剧的是，这里手机信号不好，收不到短信，他经常需要把手机放到一人高的小窗台上，这里信号好，过几分钟取下来，“又有好几条短信，赶紧回一下。”电话也是很难打通的，因此他经常被几个在北京的大学室友批评，在酒桌上，他会反驳大学室友的玩笑，“我这里不是小黑屋”，这里尽管有这么多缺点，但有一点是他最喜欢的，那就是一个月400元的租金，“在北京哪儿能找到这个价的，性价比很高，”这个房租让他不到3000元的月收入还能支撑生活。
在这个小屋住了几年，赵鹏也习惯了，屋子里陈设简单，除了一张床，只有一个空荡荡的衣柜和一个简陋的书桌，上面堆着张爱玲文集等，彰显着屋子主人文艺青年的往昔。这几年，他换了两三次工作，先后做过销售、文案，在几家不算大的民营企业里跳槽，工资涨幅没赶上物价涨幅。
去年，他有了女朋友，原来的小屋变得更加局促，他们搬到了村里另一幢楼里，新房子面积没大多少，但多了个厨房，可以开火做饭，也能节约一些成本，房租一个月700元，再加上一些其他费用，每月不到1000元，“两个人承担没问题”。
赵鹏说自己从来没有想过买房，“天通苑的房子都两三万一平了，这都五环外了，完全没有可能，”大学学新闻专业的他，看过许多篇近年来媒体流行的“逃离北上广”为主题的报道，经常觉得和文中主角很像，今年27岁的他也想过离开，“但不知怎么就没走，”说起《北京爱情故事》里的底层青年石小猛，也总会多一些身份的认同感，但他说自己心态好很多，“首都很多精英，竞争自然激烈，抱怨没用。”随后他突然冒出一句作为一个文科生耳熟能详的话，“发展的问题要用发展来解决，”所以他准备看点书，充充电，但已经不是以前爱看的“马云语录”这类成功学了，“看人家那些名人都没用，各人情况不同，”他说他接受现在的生活，默默地奋斗，安静地生活，“至于未来，不知道会不会一直在北京。”
(北青网-北京青年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