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没变，其实已大变。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于“房价”“房地产调控”等热点话题虽未置一词，但有关“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等重大基础性改革举措，被专家视为顶层设计下的住房政策新路。
检索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以来的历届三中全会决定，比对自2003年开始为抑制房地产过热而采取的各种调控措施，会发现，房地产调控政策正在经历十年来未有之大调整。
房地产税 不是房地产政策全部，并非打压房价，但有利减少泡沫
在上海、重庆两地试点两年多的房产税真的要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的表述，顿成热议焦点。细察之，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房地产税改革的决定，与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在条件具备时开征物业税相比，指向更为明晰，任务更加紧迫。
房地产税改革究竟会带来什么？从各国案例看，房地产税作用有三，一为地方政府提供财政收入来源，二可调节社会贫富差距，三能增加持有房屋成本，一定程度上影响楼市预期。
“房产税改革是我国新一轮房地产调控的制度建设内容。”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说，其目的并非单纯为打压房价，实质上是经济调节杠杆。或许，房产税难以改变未来伴随城市化进程的房价上涨趋势，但一定有对冲房价上升、减少泡沫的效应。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全球经济监测中心主任洪平凡认为，作为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征收的税种，房地产税既能稳定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也能对调节贫富差距起到一定作用。这就意味着，税收工具是房地产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
调控新路 从“调短期”到“利长远”，供应端、需求端及手段有变
业内认为，对于年内部分城市高达30%的房价飙涨，政府不再从压低“需求”着手，而是调整思路增加“供给”。
回望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来路，1988年，国务院印发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1998年，福利分房在制度上寿终正寝，市场化住房消费由此启动。到2003年，中国房地产业逐渐成为支柱产业，同时楼市开始了“过热-调控-飙涨-再调控”的循环。此后的历年调控，大多突出限银根、限地根、限交易。
如何建立真正的长效机制？业内人士分析，中央的应对之策是，首先，在供应端，从供地这一源头着手，增加楼市供给。国土资源部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住宅用地供应远超近五年同期均值，同比增约30%。其次，在需求端，“把调节人民群众住房需求放在重要位置，倡导符合国情的住房消费模式”。华创证券分析认为，这意味着推进房地产税改革、扩大试点已是近在眼前。第三，在手段上，调控回归市场化方向，同时实行两分法：商品房强化市场化运行，保障房需要政府调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
顶层设计 面对“土地财政”利益链，“去GDP崇拜”，去土地财政弊病
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夕，受邀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授课的清华大学教授刘洪玉曾指出，有许多房地产调控政策是为了应对市场出现的短期问题，政策随市场环境的变化不断反复、叠加，未形成科学、合理、清晰的政策体系。一些政策短期内似乎取得了效果，但长期来看，又引发许多新问题甚至是更严重的问题。
如何破局？亟须顶层设计。洪平凡说，与他国不同，中国房地产还涉及诸如户籍、土地财政、征地等复杂因素。这些问题的核心之一在于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高地价、高利润下，高房价在所难免。如何拆解这一利益链？根本一点，革新考核体系，“去GDP崇拜”。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同时，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同时，还需完善土地制度，革除土地财政的弊病。正如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许正中教授所说，有的地方是“一房多吃”，既吃土地出让金，又吃转让住房的交易税、个税。这既有先前过分考核GDP所催生的地方投资冲动，又有地方财权与事权不匹配所导致的“借地生财”的原因。
对此，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逐条提出解决之道：一方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另一方面，完善土地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并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同时，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这为限制地方对土地收益的攫取提供了制度安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