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形势下，普通民众生活艰辛。企业家能够为他们做什么？我们知道，李嘉诚基金会在全国特别是西北，资助几百万个贫困儿童做唇裂、白内障和小肠疝气手术。特别是为贫困癌症患者提供临终关怀服务的“宁养服务”，做这个项目您是如何考虑的？
李嘉诚：一个很冷的冬天，我一位朋友患癌症，住在私家医院。我去探望他，他看见我非常高兴，拉着我坐在他床边。他后来睡着了，也没有放开我的手。我心想：这个朋友很富有，得到一流的医疗照顾，但到这个时候仍然痛苦不已。而内地贫穷的病人没钱接受治疗，又怎样度过呢？于是想到要去开展宁养服务。
汕头大学医学院设立了第一家宁养院，我鼓励医护人员：如果你们做得成功，我保证会在全国设立数十家宁养院，为贫困癌症患者提供免费宁养服务。
我知道，癌病病人的痛楚程度是最高的。有些人受不了，甚至会以头撞墙，把痛感转移到头上。我告诉宁养项目的负责人，如果现用的药物可帮助病人减少80%的痛楚，那么若有新药可为病人再减少10%的痛楚，即使价格贵一倍，他们也不用问我，可以立即转用新药。现在，在内地及香港至今已有42所宁养院，每年捐款增至1亿元以上，每年受惠者在1万多。
记者：现在的社会言论较为多元化，即使您在公益上做了那么多事，仍然常常有不同的声音，您是否对此感到困扰？
李嘉诚：如果认识儒、释、道的精粹，便会明白人生很短，不应浪费时间去理会这些事，而应做正确的事。我看到基金会的工作每天都在进步，像在荒芜之地种下大树，让后人有收获，这是很高兴的事。
基金会的资金，每一分一毫都是税后才注入的，我心安理得。
谈人生家庭
“希望成为一个有价值的国民”
记者：您觉得一个理想的人生是什么样的？
李嘉诚：站得牢，挺得腰，走正路，有理想。我不认为自己是百分百的完人，但希望对自己国家和民族作出贡献，成为一个有价值、值得人们尊重的国民。
我个人不惧怕死亡。假如我是一盏灯，能够照亮一条路就好了。而且，我还留下有生命的基金会。这个基金会拥有自己的资产，足以长久地进行公益事业。而我的儿孙，谁都不能从基金会得到任何利益。
记者：您认为一生最难的是什么时候？
李嘉诚：人生各个阶段都会有难处，但我最难的是日本入侵香港的那些年。父亲病逝，不足15岁的我要挑起照顾母亲和弟妹的重担，当时还得了肺病，病情接近危险阶段。但我还是充满信心，告诉自己：我身为大儿子，要支撑这一家人的生活，还要为了前途“抢学问”。那些年，我除了干活，就是在别人用来生火的废书中找书看，修完中学课程。
直到如今，我每天晚上都要看书，了解新的科技知识及与事业有关的资讯。
记者：您曾说考虑退休，是吗？
李嘉诚：我已做好退休准备，但目前世界政治和经济局势动荡，我还没有定出具体的退休时间。
记者：将公司业务交给下一代，您有信心吗？
李嘉诚：我相信Victor（指其长子李泽钜）随时可以接棒。
Victor大学毕业后，跟我工作快将30年。他对整个集团非常了解，细微之处比我更甚。而且，很多同事跟随我工作很多年，我相信他与同事会好好地继续经营。而每间公司各自均设有董事会、管理架构、会计制度，足以起到监察与制衡的作用。
记者：您觉得儿子和您的风格有何异同？
李嘉诚：我们有许多相似之处。我年轻时不喜欢应酬，Victor更是如此，我们都不喜欢打领带穿正装。他在家是好丈夫、好父亲，在公司做事认真、心思细密、财政谨慎，跟公司同事关系非常好。至于他比我强的地方，主要是受过良好教育，英文程度比我好。
我两个儿子都是爱国的，但性格不同，我同样爱他们。小儿子Richard（指李泽楷）聪明灵活，虽然喜欢玩，但也认真做事。他的事业这几年在改善，让我安心不少。
记者：您最看中和反感人的哪些品质？
李嘉诚：我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交往，并且要实事求是，有什么问题要讲求数据，而解决问题要一矢中的，用最直接、最清晰的方法解决问题。我不会认同不诚实和自欺欺人的品质，也不喜欢思维固化、做事死板的性格；对于怒急攻心的人，更加不会认妥协。
南方日报：您有没有还未完成的中国梦？
李嘉诚：有。我曾经在一个演讲辞中说︰“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好梦，我们祖国的土地五谷茂盛，连沙漠上都有良好的道路，有充足的水源。人口密集的城市风和日丽，商机繁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