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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在您看来，市场存在这些状况的原因在哪里？
朱海斌：一方面，改革的细节没有做好，导致一些好的政策带来不好的后果。另一方面,监管体系不完善和部门之间相互打架。比如，影子银行风险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问题，银监会都早在2010年就提出并着手整顿，但是，管了银行，却没控制住非银行融资。
媒体：在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您认为在金融改革领域会有一些措施出台吗？
朱海斌：据我们的观察，十八届三中全会大方向上将会延续十八大报告的核心思想，在重点领域会有一些方案提出，例如已经在做的金融改革，包括已经实施的贷款利率放开、上海自贸区等举措。市场参与者还比较期待的是财税以及土地改革方面是否有更可行的措施出台。
创新是经济增长新引擎
媒体：对于中国经济未来新的增长引擎，您如何看？
朱海斌：中国未来5到10年增长率有多高，取决于生产率提高有多快，而这主要靠创新。
劳动力、投资、劳动生产率是观察一个国家潜在增长率的重要指标。劳动力方面，市场普遍认为，中国劳动力人口增速下滑，正在由人口红利转向人口赤字，对GDP增长的贡献逐年下降。投资方面，虽然整体投资在GDP比重下滑，但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新需求使得中国在投资方面尚有空间，但是，投资效率低下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此，如果GDP要达到预期目标，就主要靠劳动生产率的高增长，这就涉及技术创新。要由“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技术升级必须向中高端领域延伸。
就具体的增长机会而言，我们看到两个差异给中国带来的机会，即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前者对应的国家战略是新型城镇化，后者对应的国家战略是发展中西部。
目前，沿海地区的GDP是人均1万美元，中西部约为5000美元，前者在中等收入国家的上线，后者正好处在下线。沿海地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尽快提高生产率，跳出中等收入陷阱。而中西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沿海地区的产业能否顺利地转移到中西部。后者也恰恰是中国相对日本、韩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非常有利的因素。当日本和韩国人均GDP到1万美元之后，很多国内产业不得不迁移到国外。而对目前的中国经济来说，产业转移对中国经济稳定增长是很强的推手。
从国际比较来看，拉美国家由于在技术创新最终走到瓶颈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在技术创新方面产生质的飞跃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则避免了此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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